一个秋高气爽的下午，我信步登骊山游玩。弯弯转转的山路上，和一位高个儿老人走在了一起。她提着竹篮儿，拄一根长蒿杆，利利索索地踏着台阶。
“大娘，下山啦？”我问。
她偏过头，看我一眼，道：
“鸡叫狐子咬死啦，下县卖了，称些盐，买些菜！”
“我帮你提上吧。”
老人把篮子交给我，问：
“在哪儿上班？”
“文化馆。”
“文化馆？”老人眼睛一亮，“文化馆里那块唐朝的青石碑子，你知道不？那还是我打窑时发现的哩。还有咱老君殿里的老君像，也是我寻人画的，人家要六十元，咱人熟，搞搞磨磨，只花了二十元……”
一堆人正聚在山路转弯处“盘绳儿”赌博，我瞥了一眼。
“胆大得很么，”走前几步，老人感慨地说，“派出所天天上来人，一抓抓几个，可总抓不完。”
“山上的歪门斜道还不少。”
“咳，复杂得很哩。东山上的石瓮寺，这边山上的三元洞、老母殿，常来成精做怪的神婆子哩。不过，”老人补充道，“咱可没搞过歪门斜道。”
“你是山上生产队的吧？”我问。
“不是。你到这山上随便问，一说王老婆，没有不知道的。原先华清池后门外有个金门行宫庙，我是庙里的居士哩。”
……
穿过颇有诗意的晚照亭，便是有名的老君殿。殿右下几十步，齐刷刷闪出一壁土崖，酸枣刺围成的小院儿，托出两面窑洞来。院中有几株柿树，树上挂着柿子串。门前的泥台上晒着柿子干，那泥台很粗糙，显然是主人用手糊抹成的。
到了，这就是老人居住的地方。
打开黑铁锁，掀开木板门，我被让进窑内。
“坐下坐下，先歇歇，我给你拾柿子吃。”
借老人忙活的当儿，我扫了一眼窑内的摆设：矮矮的锅台，靠窑壁一铺案板；还有两瓦瓮柿子，半盖着盖儿——那是在“憋”醋呢。后壁处又挖进一面小窑，里面的土台上满摆着柿子，红红黄黄的那么一堆。左壁一孔，和另一面窑相通，里面盘着一铺炕。
“尝尝，”老人用白瓷碗盛来了柿子，说，“这是弹柿。多得没处放，瞎了好多。”
柿子挺好，揭去薄皮儿，往嘴里一放，又香又甜又软乎。
“老人家高寿多少啊？”我边吃边问。
“七十五啦，清朝手里的人。”
“有儿女吗？”
“五个儿子两个女，孙子孙女十几个，还有一个重孙儿。四个儿子都转业吃了公家饭，小儿子现在还在部队上。看我都忘了，有照片哩。”说着，她就从里窑里取出一个镜框来，指着一张“全家福”让我看。我看了看，上面没有见她的老伴，——可能去世了吧，我想。
“看这一张，在华山上照的，这是我的后学，噢，就是徒弟么。还有这一张，这是你文化馆那个大个子在桃园给我照的。唉，甭提啦！跟人家林业站签的合同，包了桃园，包赔了。咱一个人，山上乱得很，看不住么！”
“儿女们都对你好吗？”
“罢咧。你看，这裤子，就是老大买的，一身哩。上个月吧，老三还给我寄来一百块钱哩。”
“那你咋不和儿女们一起过呢？”
“论起儿也叫哩，女也叫哩，可我才不去哩。跟官狗一样，这几天，那几天，媳妇子不悦意了，摆个死人脸让你看。还得看娃呀，做饭呀，洗衣服呀，这号罪，我早受够了！山上清净，空气好。”
“那老伴——？”
“哼，还没死哩。唉，早死就好了。不提那老鬼了，说他都嫌牙碜，辱没人！”
看着老人气恨恨的样子，我不好再提这个茬了，就换了话题，问：
“你住在这山上，吃的从哪里来？”
“我是居民么，吃的是商品粮，户口还在富原县哩。”
“那咋到这儿来了？”
“唉，说来话长了。文化革命中，人家查问，我齐齐都说了，还叫人写了个稿稿，底子还在哩。让我找找，你在咱文化馆工作，不是外人。”
她从里窑取出几张破破烂烂的黄纸来。纸上密密麻麻写满了红字，字迹潦草，不过马马虎虎还可看下去。好在老人就在身边，不清楚的地方随时可问，于是，就有了下面的内容：

我叫王雅兰，娘家在富原县三官镇。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不在了。我七岁那年，一天半夜里，有人啪啪啪地打门。妈把我藏到柴禾窝里，她和三岁的弟弟没来得及藏，两个土匪就砸门进来了。他们用黑布蒙着脸，只露出俩眼睛，凶恶得很。他们把妈背绑在院子里的槐树上要钱，妈说没有，他们就愣打妈。后来放了妈，却把弟弟的胳膊一扭，抢跑了。走时撂下话：“想要人，拿钱来！”妈把家里有点用的东西都卖了，想赎回弟弟，可就是赎不回来。过了几天，蒙面人又来了，妈吓得藏在暗窑里，不想还是被搜了出来，拉到镇街上去了。晚上，我寻到关妈的房子，隔着门缝，偷偷往里看。他们把妈的衣服扒光了，用烟头、烙铁烫，又给妈的奶头上绑两个铃铛，让妈给他们擀面。妈身子前后一动，铃铛就叮当叮当响，他们叫做吃“铃铃面”。后来，那个大个子，——房子大，灯不亮，看不清他的面貌，又过去欺侮妈，妈不依，那家伙举拳就打，我急得直喊叫。一个背枪的过来了，拉着我就走，说：“你不想活啦？”拉到墙角，把我一放，让我快跑。我跑到野地里哭。第二天早上，他们把妈放了。妈被折磨得不像样子，披头散发，走几步就栽跤。见了我，母女俩抱着愣哭，哭得行路人都洒眼泪。后来弟弟总算放回来了，可怜他饿得只剩下一张皮，妈没啥给弟弟吃，就把他送人了。
从那以后，两根枣木棍，一个竹篮篮——娘们俩沿门要饭了。那时候，富原县有四大景色：北门外清水流桥上桥下，东门外东岳庙一朵春花；南门外种满了稻子莲花，西门外坡坡寺一座宝塔。春花是东岳庙里的师父，姑姑修行，和善得很。那年腊八会上，又冻又饿，我昏倒在庙门前。春花师父可怜我，叫人把我抬进庙，喂水喂饭地抢救，直到后晌，我才苏醒过来。睁眼一看，妈跪在我身边，眼窝都哭肿了。以后，妈白天给人家做手工，我出去要饭，晚上睡在庙里。看着师父们磕头念经，觉得神奇得很。心里羡慕，就让妈去说。春花师父说我年龄小，庙里吃的也短缺，只能以后再说。从那时起，我就起了进庙的念头。
那年冬天，好几天没见妈回庙里来。我问春花师父，她开始不说，后来见我哭得凄惶，才告诉我：妈走了，走到十几里路远一个村子里去了。第二天，天阴沉沉的，飘着雪花，我一边要饭一边问，终于找到了妈。妈见我到来，搂着我直哭。晚上，那老汉回来了，红涨着脸，酒气熏人。他恶声恶气地问我是谁，妈吓得不敢说，他便甩碟子拌碗，寻茬儿打妈，拽住妈的头发往墙上撞，妈跪着求他。第二天天一亮，我就走了。过了两年，一场“胡痢拉”，好多人都拉死了，可怜的妈也没撑过来。等我知道了赶去，他们已经把妈埋了，听说连个卷身的席片片都没有。我寻不见坟堆堆，只好对着荒天野地大哭了一场。
妈死后不久，有人办了个化学公司，大伙都叫它洋公司。洋公司收我们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做工，给一口饭吃。我们没黑没明地织呀打呀，学出来一手好功夫，帽子、袜子，还有毛衣，样样都会打。民国十八年遭年馑，洋公司办不起了，散了，让我们自己找出路。那年月，到处都有饿死的人，兵荒马乱的，我们这些十七八岁的姑娘家，该往哪儿去？
那一回，我们三个在公司一块干活的姐妹结伴去北山讨饭。回来的路上，碰上了几个骑马的。一见我们，便跳下马，嘻笑着走过来。我们吓得捂住脸，躲在那儿直发抖。一个呲着金牙的老家伙，掰开我们的手，先看那两个伙伴，后看看我，说：“哎，老包，这个秀气！”那个老包便走近我，他有三十多岁，大个子，满脸胡茬，红眼圈子——硬扎扎的大手在我脸上一摸，说：“好，就要这个！”说着就伸手拉我，我哭闹着不从，那家伙劲大得很，一下子就把我夹到了马上——我就被“叼”到县城来了，关在一间黑乎乎的房子里。
晚上，那个姓包的来了。一进门，二话不说，就撕扯我的衣服。我挣着咬着叫着不从，他气呼呼地踢了我一脚，走了。第二天没见他来，说是出公差了。我被关在黑房子里不得出来，每天只给吃半个黑馍，一根青辣子。三天后，他回来了。晚上，拿着两根蜡，点着后，蹲在桌上，要和我拜天地。我一把把蜡打落在地上，他生气了，抡起耳光子就打，我倒在地上，他就用脚踹，我饿了几天，哪有反抗的力气？一会儿，就昏了过去。……几天后，他让那个呲着金牙的老家伙给我送来十块钱，劝我说：已经成这样了，出去了名声也不好，将就着算了。我想了再想，没办法，头一低，就从了。唉，那个不睁眼的世道哟！
此后我才知道，他叫包子秋，老家在黄龙县。在家的时候，就和寡妇嫂子胡成，被嫂子的娘家人打得呆不住了，才来到富原。先跟一帮子土匪混在一起，后来进了保安局，穿上了一身黑皮，不知干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情！
他一天到晚在外头混，老是半夜才回来。你要是开门迟了，扬手就打。有时候，你想着他要回来，便坐在灯下等啊等，等着等着就睡着了。你想，一天吃的啥，干的啥？睡着了还不跟死了一样？他翻墙拨门进来，拽住头发就往灯上烧，就朝地上拖。我怕挨打，把笤帚靠在门边，头枕着笤帚睡觉，可他偏偏不回来！
有了钱，也不好好给家里用，不是打麻将、吆麻雀，就是喝酒、搞女人。还敢劝？你一张嘴，就给你一个耳刮子！我有娃了，怀里揣的，背上背的，衣服角角拽的，手里还得不停地织呀打呀，卖点钱，换点粮食糊口。有点面，他非要吃干的不可，一顿吃光，尻子一拍，几天不回家。可怜我娘们几个，只好吃糠咽菜地混天天。娃们没啥穿，大的腰里缠个麻袋片，小的精尻子满地跑。晚上，把烂套子绑在大的肚子上；几个小的，偎在墙角角，盖一床窟窿和筛子眼一样多的破被子。那一年，借人家房住着，人家要给娃结婚，不让住了。给他说，他不管。我寻不着地方，挺着个大肚子满沟里跑，跑着跑着，肚子就一阵紧似一阵地疼。看见一个洞洞就钻进去，用石头把洞口一堵，娃就生了下来。谁知道，这洞洞竟是个狼窝！半夜里，狼回来了，在外头噢噢地叫，我吓得浑身发抖，一夜不敢合眼。天明一看，狼在洞口刨了簸箕大一堆土！那个娃没奶吃，养不起，就送人了。还有一回，他喝得醉醺醺的，硬让我脱了衣服，给他擀“铃铃面”。——一提这三个字，我就想起了可怜的妈——那天晚上那个大个子，难道就是这个坏种？！一股血涌上来，我气得眼都黑了！他见我倒在地上不动弹，就踢了我几脚，走了。我跌跌撞撞地扑到井沿上，想一头栽下去算了，要不是娃们哭叫着拉我，拽我，我怕早变成鬼了！……
你说这种人是人吗？不是！是一条狼，一头牲口！我跟着他，要吃没吃，要穿没穿，不知挨过多少打，没过过一天舒心日子！
好不容易盼到了解放，大家自由了，我也得势了。包子秋戴了个反革命帽帽，被送回黄龙老家，劳动改造去了。从那时起，我和老鬼就没在一起停过！我让娃们都跟着我，政府知道我的情况，订我是雇农成份。娃们政治上没受啥牵连，我也参加了工作。先在西安被服厂，后到军装厂，后来又回到了富原籽棉厂。食堂化接着自然灾害，唉，也把苦吃咋了！为了给娃们省点粮食，我把茄子把、柿子把，在锅里炕了吃。吃了，就喝一缸子酽茶——不喝茶克不消呀！千辛万苦，总算把娃们拉扯大了：当兵的当兵，转业的转业，成家的成家。五十五岁那年，我退休了。心一松，想起了小时候的心愿，就忌了口，把屋里事一安顿，给娃们说：“你的现在翅膀硬了，自己飞吧。妈是个罪人，进佛门赎罪去呀！”那时，富原县的东岳庙已经拆了，听说骊山上的庙还在，就来了。
华清池里禹王殿，华清池外行宫庙。进了庙门，是两排廊房，廊房后面是大殿。殿里供奉着如来佛和其它菩萨爷。庙里有两个师父，男的姓释，女的姓王。“聪明入贵佛，梦中来教我；教我心花开，一心念佛来。”入庙时，先要看你心诚不诚，我给师父跪了三炉香，师父念完一盘经，我才起来。师父见我心诚，跪功好，就收我当了后学。从此，我跟着师父，早晚课诵，“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涂苦。”念完经，经管师父吃了喝了，就坐在蒲团上数佛珠。这佛珠如今还挂在我的脖子上。有一百零八个珠子，叫个名字念五遍；数完一圈，打个回头佛，接着再念。愿天下太平，儿女们无病无灾，好人都过上好日子……
那老鬼心不死，有一回，竟跑到庙里寻事来了，说要和我离婚。唉，说到离婚，旧社会那鬼在保安局背枪，咱想离离不了；解放了，娃们都大了，孙子也有了，老嘴死脸的，咱嫌给娃丢人哩。——那老鬼年轻时是个烂眼圈，如今有了年龄，就成了个半瞎子。我一看见他，气得浑身打颤。顺手摸了个竹竿，趁他不注意，美美地抽了他几下，心里说：死挨刀的，你也有今天！新社会就是好，我翻身了，敢打他了！老鬼毛了，跺着脚骂我，撵着打我，我钻进了大殿，他想冲进来，被释师父挡住了：“佛门净土，不容恶人玷污，去吧。”那鬼不走，立到那儿胡乱骂。碰巧小儿子来看我了，娃有办法，大声说：“你想咋哩？你要咋哩？再打我妈，我去叫民兵，斗争你个反革命！”老鬼害怕了，撅着尻子，气哼哼地回去了。
后来，释师父病死了，我披麻戴孝，葬埋了师父。文化革命开始了，佛像砸了，庙拆了，王师父也走了。我没走，东山石瓮寺住过几年，西山老母殿、老君殿虽说是道教，也住过——反正都是名胜古迹，看看房，扫扫地，管管香火，总是没错的。
……

在我看这份稿子的时候，老人已着手做晚饭了。她要给我做上，我再三推辞，说上山前吃过了，才谢过。我一边看一边问，看完了，她的饭也做熟了：是一碗干面片。她调好了油盐酱醋，便就着一小碟青辣子吃了起来。牙齿虽然落了三分之一，剩下的看来还好用。她吃得很香，呼呼溜溜地。也许是谈熟了，她不顾忌什么了，一边吃，一边告诉我说：
“那老汉快死了，得了个噎食病，一吃就吐，九十岁出头了，早该死了！我给老二捎了个信，让他回去侍候老汉，看着葬埋了算了。我才不到跟前去哩。前几天，老二从黄龙来了，说要给老汉箍墓，还要把我的墓和老汉箍在一起，我一听，气炸了！我说：我不箍，你的硬要箍，我就绑个石头，跳到渭河里，让你连尸首都找不着。要不，我就去火葬，听说火葬烧得疼，我不嫌。再不，我就出点钱，让人在远远的地方打个墓，到快死的时候，我就提前爬到墓里去。阳世里，我让那老鬼作贱够了；死了，还让我和他在一起，妄想！”
“他死了后，你不打算回去吗？”我问。
“回去不回去还在我哩。现在能吃能动，就住在这，以后真的不得动弹了，再说。哎，听说如今发展旅游，山上这些庙，都要修复哩，你知道啥时动工呀？”她放下碗，十分关切地问。
“快了吧。听说报告已打上去了，省上一批，就动工。”
“好事，好事，大好事呀！春上修晚照亭，我天天给师傅们烧水。桃熟了，担两担让他们吃。亭子修成了，我扯了几尺红挂在亭檐上，还买了两串鞭炮呢，响得满山都听得到——佛门讲积德哩么！三月间，上海一个退休老头来游玩，把钱丢光了，老汉可怜得脱了身上穿的衣服卖。我给了老汉五十块钱做路费。五月里，老汉专门从上海来酬谢我，硬要给我五百元，我才不要哩。救人一难，胜造七级浮屠哩么！……”

看看表，过六点了，我起身告别。老人送我出小院。举目望，西边天际已显出三层光云：淡黄、橘红、深灰。光云在融渗、在变化，片刻间，红了，红了，全红了！绿茸茸的山峦浴在一种神奇万方的光波里。老人站在崖坡边，目送着我，披了一身红霞。
啊，正是骊山晚照的时候。

（作于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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