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著书人来说，被出版社“盯”上，怎么说都不算是坏事。出版社约你的稿子，你便有了压力，而压力就是动力。小时候看电影《创业》，牢牢地记住了里面的一句台词：“人无压力轻飘飘，井无压力不喷油。”我的第九本龙书——《中国龙文化》，就是被重庆出版社刘文女士“盯”住，不断地催压，而得以成书并出版的。
此前，公元2000年，重庆出版社出版了由刘青女士任责任编辑的《龙起东方——庞进世纪龙文新辑》。那年春天，应邀参加在重庆铜梁召开的国际龙舞文化研讨会，归途中专程造访重庆出版社，一来与刘青女士见面，二来顺便带一些样书。热情的刘青女士用同样热情的重庆火锅招待我，同席作陪的就是当时与刘青女士同室办公的刘文女士。
从此，我的龙凤文化研究成为刘文女士关注的对象。
2003年金秋时节，重庆铜梁召开龙文化产业研讨会，我作为特邀专家出席。得知消息后，刘文女士专程到会见我，和我商量龙凤新书的选题问题。她说：“重庆社尽管出过您的龙书，但那是一本论文与文章的汇集，您的研究已经很全面、成体系了，而且延伸到了凤文化领域。我的想法是出一本全面、系统的研究龙文化的书，同时出一本全面、系统的研究凤文化的书，每本三十到四十万字，两本一套，龙凤呈祥，一齐朝出推。”又说目前这还只是她的想法，如果我同意的话，她就报送选题。
我当然是同意的，龙飞凤舞，求之不得。但觉得有压力，主要是我的龙书凤书加起来已出过八种了，再出，从哪些角度开掘？尽管我的龙凤文化研究属于滚雪球性质，越滚越多，越滚越大，那么，在两本合起来差不多八十万字的规模里，我将“滚”出哪些新的东西？还有就是，一旦答应，就要努力做到自己的最好，这就意味着要投注很大的精力……
2004年开春，刘文女士打来电话，说选题已经通过。还说第十七届全国书市将在重庆举办，“龙凤套书已列入社里的重点图书项目”。于是填合同，定交稿时间。刘文女士再三强调，书稿必须在2006年年底完成，书市在2007年的上半年举行，得留出做书的时间。
这一下就忙开了。其间的案头劳顿、机前辛苦，不必细述。总之是2006年年底未能完成，拖了一个多月，2007年春节前交了稿。书稿分别从根源、脉流、先祖、神性、习俗、遗迹、精神等方面，对龙凤文化做了多维度的考察，尤其考察了各少数民族与龙凤的关系，阐释、解答了“龙凤的起源”、“龙凤的精神”、“龙凤文化的定位”、“龙凤文化与和谐社会”、“如何看待龙凤文化的负面内容”等读者普遍关心的问题。在撰写过程中，我对自己提出了既注重系统梳理和理论建树，又注重可读性和资料性的要求。同时，两著还各配有插图400多幅，堪称图文并茂。
2007年新年前后发生了“弃龙”风波，风波中多家媒体采访我，我也旗帜鲜明地提出了“龙的中国文化标志地位不可动摇”的观点，还在《光明日报》、《文化月刊》等权威媒体发表了正面回应“弃龙者”的种种责难，提出、倡明中国龙的“扬”“汰”“建”问题和“龙凤并举”问题的长文。这些情况和我的新观点，也都及时地反映在了两本新著中。
接到两部书稿后，刘文女士所在的重庆出版集团文艺出版中心即以“‘中国文化牌’精品、重点、外向型图书”的要求，全力以赴，精心打造。为了突出文化品位，套书采用了特大开本，封面、扉页、环衬都用了特种纸，正文采用了双色印刷；版式采用了时尚的杂志化设计，版心窄，留白多，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既有舒适感，又有回思、想像的空间。总之，这两本新著不光是我龙凤文化研究的重头之作，也是我所有书中出得最大气、最漂亮的。
由于从内容到形式的高质量，龙凤套书一面世就受到了图书销售商和广大读者的青睐。在重庆出版集团文艺出版中心于书市开幕前举行的小型订货会上，龙凤套书一个多小时就订出近百套，居同类图书之首。之后，该套书通过新华书店网络撒向全国及海外，从反馈的信息看，卖得都不错，反响也挺好，有“龙凤文化创新的标志之作”之誉。

（2008年3月16日多伦多枫华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