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化研究和文学创作为依托，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开始写书，至今已出版了十余种。回味起来，每本书都有令人难忘的故事。
《龙的习俗》是我的第一本研究龙文化的著作，出版于1988年。两年后，这本书有了一个台湾版，可滔滔海峡，山水相隔，我竟然久久看不到样书。2003年5月的一天，台湾新竹一位叫廖金文的先生通过“中华龙文化”网，给我发了一个贴子，说他从当地图书馆里借到一本《龙的习俗》，拜读后很仰慕，还想拜读我的其他龙书，但跑了好多书店都买不到，问我能否满足他的愿望。我当即回复，除答应邮寄他要的其他几种龙书外，还提出一个要求：帮我购买两本台湾版的《龙的习俗》。廖先生看到后，回复说书已买不到，但可以COPY给我。我说将全书COPY，比较费事，倒可以先将拙作的封面、封底、版权页、内容介绍、目录等扫录成文件，通过MAIL先发一下。几天后，廖先生将我所要的发了过来——十几年前生的“孩子”，现在才得见其容颜，真让人感慨系之！记得我在去邮局给廖先生寄书的途中，曾忽来灵感，想出了这样几句诗：“黄河秦岭日月潭，万水千山结龙缘。期待天下大同日，喜泪纷飞告先贤。”那几天，中央台正在播电视剧《走向共和》，这首诗融进了观看时的感受。是的，龙文化的确是一个“缘”，它像一个纽带，能把天下的“龙的传人”，全都联络在一起。
一年多时间过后，2004年8月的一天，忽然接到一个电话，话筒里的声音陌生而清亮，带有明显的台湾味——原来是廖先生随一个旅游团已到达西安，下榻在唐城宾馆。赶去相见，双手一握，竟有多年友人一日邂逅之感。真是说远就很远，说近就很近啊。落座后，廖先生捧出了一件让我喜出望外的礼物——台湾版繁体字的《龙的习俗》！不过，不是文津出版社的原版，而是复印版，是廖先生将全书一页一页复印，然后精心装订成的厚厚的一本书。真是太珍贵了，在我出的所有书中，这本书的样式是惟一的、特别值得收藏的。同时，廖先生还将他的硕士论文《苗栗舞龙文化之研究——以苗栗炸龙为例》，和一筒“玉山高海拔极品乌龙茶”送我。并说我的书对他完成这篇论文帮助很大，书中引用了我的不少观点，台湾的学者们希望我有机会到岛上去访问、讲学……我说这本书写于十几年前，里面的观点很不完善，有错有谬。后面的几本好一些，但亦有疏误不足之处。龙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我常有瞎子摸象之感。至于赴宝岛观光学习，也是心之所愿，相信会有成行的那一天。而你这篇文章我要仔细拜读，因为对台湾的“炸龙”，我还了解得不多……此后，我常常在写作龙书龙文时，冲一杯来自台湾的“极品乌龙”，觉得那茶的醇香，也似乎飘飘然溶进了字里行间。
《八千年中国龙文化》是我的第二本龙书，1993年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后，在海内外引起了反响，行家有评，说此书“具有辞书性质”，“是填补了龙文化研究空白的颇有价值的科研成果”；在陕西，该书还获得了一个社科优秀成果奖。那是在1996年的2月份，深圳某公司的一位董事长在看到这本书后，通过出版社找到我，先是在电话上聊了一个多小时，接着就飞抵西安，说他们公司要在深圳搞一个以龙文化为主题的大型工程，特邀我做顾问。这样的事情我当然是支持的，也是高兴的。作为龙文化的研究者，能眼见着龙的精神产品变成形象化的，可观赏、可参与、可留传于世的，于国于民有利的物质财富，怎么能不高兴呢？于是，大年初四，在西安的喜来登大酒店里，我和这位李先生做了长时间的交谈。“八千年”的问题，“龙的基本精神”问题，“龙文化产业”问题，“成立中国龙文化研究会”的问题……李先生对“八千年”的提法尤感兴趣，认为对“把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再向前推三千年”有贡献。我说这牵涉到“文化”和“文明”的区别，即如何给“文明”下定义的问题，而“八千年”的提法，在当时还是比较大胆的，也是猜测性的，因为龙的出土文物，只能证到七千年。之后不久，辽宁查海就出土了距今八千年的石块堆塑龙。
多年前，在西安的钟楼书店，我眼见着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从架子上取下卖得只剩一本的我写的《创造论》，前后翻看了一下，就去开票，交款，返过来拿书。在他离开的时候，我们的目光曾有瞬间的相遇，他注意到我在看他，心里可能想，这个人看我作什么？但见我再无其他表示，也就转身走了。当时，我是产生过叫住他的念头的，但犹疑了一下，还是没有吭声。说到这里，想到一位作家说的话，写书人写作就像鸡下蛋，多下蛋，下好蛋，是鸡的本分，而人们呢，买的是蛋，未必非要看看下这蛋的鸡是什么样子不可。不过，如果读者有要求，写书人一般也会尽力满足的，这里面有一个和读者互动的问题。
2003年2月，我收到了一本寄自浙江常州的一本书，包了几层，心想常州没有朋友啊，谁给我寄书呢？拆开一看，却是我的一本出版不久的书，包了书皮，附着一封信，写道：“庞进先生，您好！请允许一个远方读者冒昧向您求教。时下出版物数不胜数，标牌各异，花枪种种，但满坑满谷多为生猛海鲜之类，既贵又怕吃坏肚子，而实实在在如您著作般的五谷杂粮，反倒成了难得一见的稀罕物，叫人无话可说。拜读您的《大悟骊山》，就如‘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沏一杯淡茶，书卷在手，时有豁然开朗的好心情。……遥想先生举重若轻的丰采，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不禁妄生冒昧之念，托付鸿雁，奉上尊著，恭请题辞，以感谢您所赐的学识和那一片可贵的清心天地。……”署名为汪一方，之后是年月日及通讯地址。捧书读信，我很感动，想想看，电视，影碟，加网络，如今买书来读的人已大大减少了，而这位汪先生呢，买了，读了，还写信给你谈体会，书上并没有我的通讯地址啊，他肯定是费神查了一番的。于是，按他的嘱求，我郑重地在书的扉页上写下了“苍天稀雨，慧泉喷涌；大地多尘，灵树常青。——录本人拙句与汪一方先生共勉”。之后，意犹未尽，又铺毡展纸，蘸墨挥笔，写了“五谷杂粮”四个字，一并封好，寄往常州。几天后，汪先生在收到书后又回了一封信，言他从事的是土建、市政工程管理工作，“常与土方、钢筋、混凝土、沥青打交道，似乎与文学艺术有点风马牛不相及，只是平日里没有烟酒之嗜，工作之余，买一两本会心之著，因此有幸拜读您的大作……愿多出清心之著，读者有福了！”我觉得，这一句“读者有福了”，既是对写书人的希望，也是对写书人的奖赏，要问写书人的快乐在哪里，很大一部分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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