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十年，是从1966年算到1977年的，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正好在这十年之中。知青们不是化外之民，下乡的地方也不是世外桃源，那个年代所有的骤云暴风，大潮小雨，知青们都不能不参与，只是参与的程度不同，就像今天的商品大潮，没有人能够完全躲得开一样。
同龄人中，我属于积极追求进步的那一类，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是拔尖的。下乡后当然要继续革命了，一边下势苦干，一边积极进取，在不满十八岁的时候，就成了先锋队中的一员。党员的基本素质是听党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党号召学大寨，咱就学大寨，号召批林批孔，咱就批林批孔。公社要开”抓革命，促生产”大会了，书记说庞进你代表知识青年发言吧，我就走上台去，慷慨激昂一番。工作队进村了，队长说庞进你给咱刷些大标语吧，我就提着白灰桶，一笔一划地在面路的墙上写”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大批促大干，大干促大变”，等等。

时尚如此，加之没有涉及具体的人事，我的作为就没有引起什么反感，倒是有”庞进的言发得好”、”庞进的字写得好”之类的评价。然而，后来还是发生了下面两件事，多少影响到我的口碑。

那天晚饭后，我正拿着一本书在那儿读，一个回乡青年进来说，二老汉家唱老戏哩，你不去管管？那年月，老戏被打入封资修一类，是不允许唱的。既然有人来汇报，身为大队干部的我就不能不管。于是就去了。我进门的时候里面唱得正热闹，围了不少人。原来是二老汉过生日，请了一伙自乐班。二老汉笑嘻嘻地招呼我坐。我问唱的啥戏，回答是《三娘教子》，我就大声说甭唱了甭唱了。于是，唱的哑声了，拉的敲的没音了。大家面面相觑，有的人还拿眼睛瞪我。我说老戏不好，唱新戏吧。二老汉脸上没了笑容，说好好好，唱新戏唱新戏。唱的什么新戏我忘了，反正是没听几句我就走了。事后就有了议论，说庞进爱管事，把人家的好事摊子砸了。

那年月，私人养猪是要卖给国家的，如果不卖给国家，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可偏偏有两户人将自家养的猪私下里杀了，且偷偷地卖了肉。这件事不知谁捅到了公社里，公社下了通知，让私宰生猪者到公社去参加学习班–其它大队也有犯此错误的人。通知是送到另一位大队干部手中的，这位干部说他病了，头疼得很，又让送到我这里。我不好再推了，就去通知了生产队。于是，有两个人去了公社，参加了三天学习班，并在有线广播上向全社人民做了检讨。这件事后来被说成是我向公社举报的。那两人过去对我不错，我在人家家里也吃过派饭，自从有了这档子事后，见我时态度就变了，要么冷冷地不说话，用一种别样的眼神瞟我；要么说两句带点味道的话，不冷不热的。

多年后反思，我不想把责任全推给时代，推给他人。农村人的业余生活本来就很贫乏，唱唱老戏有什么不可以，我完全可以不搭理。农民自己养的猪自己不能杀不能卖，农民还有那些属于自己的权力？不就是为了多卖几个钱，把日子过得好一点吗？这有什么错呢？我为什么不会像另一个大队干部那样推一推呢？即就是不推，压到我这儿不去通知，又能怎么样？再设想一步，为这件事情受点来自上面的批评，也算不得什么，–即就是不当那个干部，我还不是我了吗？–我看到了浸入我灵魂深处的软弱、趋势和卑屈。

好在对另外一些事情，如测量庄基地、自留地，动辄让农民砍树拆房等等，我的态度很是消极。这些在其它地方搞得很凶的，所谓”割资本主义尾巴”之类的事情，在我任大队干部的那两年里，一样都没有做过，这是值得庆幸的。否则，我还有什么脸面，再去见那里的父老乡亲呢？

1999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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