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老人家的这句话，在那个年月，使用频率是很高的。然而，朋友的胸脯上没有挂牌牌，敌人的脸上也没有刻字，知青们初到一个乡村，面对的几乎都是勤劳朴实憨厚热情的面孔，又怎么能一下子将”革命的首要问题”解决好呢？

一次，一个身子瘦小，佝偻着腰的老人拉着架子车在前边走，我帮着掀了掀，问了句大叔家在哪头住，老人客气地回答了我。后来，民兵排长问我，你吃派饭去过那老汉家吗？我说没呀。明白了吧，排长说，他家是用笸篮蒸馍的，我问怎么讲，回答是笼大！我恍然：”笼大”不就是”农大”吗？也就是成份大了。于是不禁为叫了老汉一声大叔而不安，幸亏当时除了老汉，再没人听见。而我初到队上，对年龄大的人，都是以叔婶称呼的。排长告诉我，那老汉是摘了帽的地主，虽然没帽了，但还是地主。队上还有一个富农分子，叫有财，住在北头。别看他啥活都会干，人怪能的，但可是个敌人，阶级敌人。

从此，我对那个叫有财的”阶级敌人”有了注意。有财四十多岁不到五十岁的样子，眼睛大大的，头发稀稀的，干活利洒得当，给人一种美感，是那种庄稼行里的”把式”了。对人也谦和有礼，笑咪咪的。一次做饭时，知青点的风箱突然拉不动了，我们几个人束手无策。这时候正好有财从门口过，见状就走进来，说这好弄这好弄，就帮忙拆了风箱，三下两下地修好了。这样的事情，要是连一句感谢的话不说，就不尽人情了，尽管我当时已知道了他的身份。

不久，工作组进驻大队。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批斗大会是首先要开的，对象是全大队的”四类分子”，有财是重点。事前工作组安排我发言，我一个知青，来了没几天，和人家前生无仇，后世无怨，怎么批，批个什么？当时流行的那些话我是会说的，文字也能组织得通畅流利，但你总得有点事实，不能全抡大帽子呀。想来想去，想到了修风箱这件事。于是就说这是阶级敌人居心不良，用小恩小惠毒害知识青年，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等等。这件事，不说我后来反思时，将它归入了平生有违自己良知的需要忏悔的一类作为，即就在当时，也觉得勉强，心里欠欠的。不知有财当时对我的表现能否理解，他可能感到有点苦涩，好人做不得的苦涩；也可能认为这个知青娃是不得已；更可能是顾不得，因为更厉害的伤害在后面，有一个发言者，说着说着，就冲下讲台，当着全大队上千人的面，左右开弓地扇有财的耳光。

多年后，经历了几多风雨，我当然理解了人类为什么会产生那样的恨，但当时是理解不透的，我自己也是恨不起来的。做了大队支书后，有一个工作项目是定期向阶级敌人训话，把全大队的四类分子召集起来，讲一通”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的话。这样的事情我做不来，总觉得让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给一群年过半百、低头弯腰，脸上满是皱折，眼睛里全是忧苦的老汉老婆训话，自己心里先楚楚得不行。好在民兵连长是复员军人，胆子正，正好做这件事情。

有一回，我从村巷中过，见前面围了一大堆人，原来是媳妇和婆婆吵架，吵得很凶，媳妇的样子很泼。我知道这家是地主，媳妇的公公戴着”帽子”。这时候我已是大队干部了，碰上这样的事情不管不合适。想了想，就对着门洞，大声喊那老汉的名字，老汉颤颤巍巍地出来了，我问咋回事？老汉立马泪汪汪的，说都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啊，说着就伸出柴一样的手掌，一下一下地打自己的头。我当时心一下子就软了。这时候，那媳妇也跑过来叽叽叨叨，诉说的都是婆婆的不是，我没听两句就烦了，说：”别说了！吵到街道上不嫌丢人？还不快把老人搀回去！”那媳妇见我没有倾向她的意思，心里不舒服，嘴上依然叽叽叨叨的，但还是借台阶下坡，伸手搀起了老人–一场风波就此平息。

1998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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