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先生走了几个月了。几个月来，一个问题总在脑子里回旋着：我们离大师有多远？

没有挽联挽幛，没有哀乐颂词，不搞告别仪式，也不开什么追悼会……这一切，我们能理解，自己做起来似乎也不难。人活精气神，人死一把灰，折腾得场面再大，破费的银钱再多，对死者来说，确实已没有任何意义。据说现在一个骨灰盒，少则一二百元，多则上万元。我相信，把骨灰装在一个纸盒子或者一个塑料袋里埋了，和装在一个用黄金打制的匣子里供起来，价值没有什么不同。何不把这笔钱省下来，资助一下那些上不起学的贫困儿童？

我们做不到的，是钱先生的淡泊。钱先生的淡泊是真淡泊，或者说是彻底的淡泊。他一生都与官场远远的，也与名利场远远的。谢绝进入”东方之子”，谢绝入选多家电视台联合筹拍的《当代中华名人录》首批名单，谢绝出任香港大学文学院院长，谢绝各种抛头露面的活动和记者们的采访……这些热热闹闹的有名有利的事情，如果摊到我们的头上，我们会怎么对待呢？

钱先生能彻底地淡泊，因素可能有好多条。是的，他天性不好热闹，儿时”抓周”，便抓了一本书，成人后更是钟情于书。读书、写书，是他生存的支柱，也是他生活的内容。所谓智慧超群，所谓才华绝代，所谓钱式幽默让人叹为观止，全体现在他的书里。而无论读书还是写书，都得坐冷板凳，都是寂寞人的事业。那些将主要精力花在争名于朝，夺利于市的人，与大师级作品无缘，与大师级学问无缘，当然，也肯定与大师无缘。

有人说钱先生的淡泊，是洁身自好使其然。不错，在钱先生看来，社会的大变动，使”好灵魂”远离许多人而去，那些个上帝不要的”灵魂”，往往”又臭又脏”。一介书生没有清除这些脏臭的大力，又想不受其污染，只有洁身自好。因此，对那些”招邀不三不四之闲人，谈讲不痛不痒之废话，花费不明不白之冤钱”的事情，钱先生一概谢而绝之。或许有人说这钱先生也太清高、太自负、太不尊重人了。但我觉得，钱先生的做法是对的：对那些灵魂高尚者，理应深怀敬意；对那些脏臭灵魂污浊事，不理睬不参与，就已经很宽容很大度了，难道还非得奉以笑容，向其靠拢，甚至同流合污不成？

还有朋友说，自谦，或许也是导致钱先生淡泊的一个因素。钱先生可能觉得，自己前面还有王国维、陈寅恪、鲁迅、胡适；国外还有蒙田、池田大作、马克斯 韦伯……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学问无止境，功业无终极，还是不张扬不喧哗为好。–但是，我觉得，和自谦相比，钱先生更多的可能还是自信。文学上，一部《围城》，足以让众多的长篇小说逊色，而《谈艺录》和《管锥编》，又使多少人望而却步：把事情实实在在地做到这个份上，还要那些虚荣干什么？

想想看，我们和大师差距有多远：我们的天性不净、不纯，缺乏大慧根、大定力；我们好热闹，好让人说自己了不起，因此常常身心静不下来，思考深不下去。我们有较多的欲求，欲求多了骨头就软了。当那些脏臭的灵魂向我们招手的时候，我们不能果绝地将其拒之门外。我们常常迫不得已，又无可奈何地陷入这样那样的泥沼，在这些泥沼中扑扑腾腾却总是走不出去。

我们写了不少文学作品，可我们的作品能和《围城》媲美么？我们也在做学问，可我们的学问，做到了《谈艺录》、《管锥编》的份上么？我们不自信，我们多少有些心虚。心虚了就不免矫情，就需要外在的东西来装点门面。于是，我们看重社会对我们的评价，珍视那些个露脸的、得到褒奖的机会。渐渐地，来世一回的主要目的退到了我们心灵后台，在前台表演，从而诱惑我们的，多是些热热闹闹、花哩胡哨、云遮雾罩的东西。我们把这些东西看成是对自己人生价值的一种认证。似乎一个人活得好不好，就看有没有这些东西。

人生真像一个容器。虚的东西多了，实的东西肯定就少了。泰山是石头垒起来的，西玛拉雅山也是石头垒起来的，一团团空气，顶多只能成就一片海市蜃楼，而海市蜃楼的光景总是短暂的，虚无缥缈的。

我们不是大师，我们向大师学习。

（原载1999年8月30日《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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