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作者经过多年来的研究考证，认为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的M45号墓的主人是“百王先首”的伏羲氏太昊帝，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是伏羲遗址，而M45号墓图或文题中的“伏羲时代的星图”则应称为“伏羲星图”。
一、西水坡M45号墓的第二天文学解释
自1987年五月在河南省濮阳市西水坡发现了仰韶文化遗址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西水坡M45号墓主人及其殉人是谁? 也引起学术界的各种猜测，现将我的这项研究的部分结果发表出来，供海内外的学者们参考，并请读者指教。
1990年，冯时先生在《文物》月刊第三期和《自然科学史研究》季刊第二期发表文章：“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的天文学研究”和“中国早期星象图研究”。他认为：M45墓形为一盖图；墓南的圆弧形墓壁为春秋分日道即中衡；东西两侧的蚌龙和蚌虎为星空东宫苍龙和西宫白虎之象，墓主脚下的蚌塑三角形为北斗魁等等…..，对这些正确的解释， 笔者深为赞佩。但据我近来研究，也得到若干与冯氏不同的解释，为了区别，称此为M45的第二天文学解释。
这两种解释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认为:“公布该遗址的碳14数据(《考古》1989年12期) 年代为距今 5800±110（3850 BC），树轮校正年代为距今6460±135(4510 BC)，与我们据星象推算的年代一致”。就是说，墓中的星象年代就是距今六千五百年前的建墓年代。
濮阳西水坡M45号墓的第二天文学解释，已在上述拙文中发表。文中有严密的数学推算和详细的天文学论证，并辅之以电脑计算和作图，再与《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学》等资料相比较，请读者参阅。现将的第二天文学解释再作简要的介绍和补充，以作为本文的引论：
一. 根据《一九八二年中国天文年历》所载的北斗七星的视位置数据和天文学中的岁差和恒星的自行原理和公式，用微电脑计算出过去从八万年前到十八万年前北斗七星的视位置坐标，再用微电脑画出此期间的五幅北斗形状图，然後又与墓中的蚌塑北斗魁进行形状比较和数值比较。经此计算分析比较後的结论是：M45号墓所表现的是距今约十三万三千年前春分日落时的星象。依此，用碳十四测定并经树轮校正的建墓年代，即公元前(4510±135)年与其星象年代之差达十二万六千多年！显然,蚌塑三角形北斗魁是人类最早的天文观测记录，也是人类最早的科学观测记录。
二. 作者还测量了M45号墓星图的主要天文学参数：其北赤极的位置在现黄经 136.0°黄纬 66.5°，折算成赤经为 13h25m，赤纬 72.1 °；春分点在黄经 46°黄纬 0°，其赤经为 2h54m，赤纬 16°38’这一点正在白羊座（Aries ）内，在中国古星图上属西宫白虎之象之胃宿。按中国传统天文学的说法，这叫春分日躔胃宿，即春分时太阳运行到胃宿。？？由墓图可测得黄赤交角为24°00′ ，这正是6500年前的黄赤交角值？？。以上天球坐标均采用公元 2000.0 年历元。
三. 如果将黄经岁差计为春分点每年在黄道上西移 50″，即每72年西移 1°，则春分点绕行黄道一周为25920 年，绕行五周的时间是129600年。这正是北宋邵雍(1011─1077)在《皇极经世书》中所谓的“一元”。因此,也可称M45号墓的星象为距今“一元”又三千多年前的星象。
四. 墓图上的春分点与北极的连线正穿过蚌虎的胃部，即经过北极的东西墓轴，正西指蚌虎的胃部，说明建墓所依据的星图的春分点的确在胃宿。蚌虎的胃部，即春分时太阳运行到的位置在正西方，也说明了星图所表现的是春分日落时的星象。而蚌虎胃部的正在墓轴上的由贝壳组成的空心“梅花”是春分日躔胃宿的证据。
按岁差计算，建墓时的春分点应在参宿，约为黄经90°，与M45号墓星图上的春分点在黄道上相距约44°，而春分点移过这段距离，大致还要经过 3200 年。就是说，如果不计恒星的自行而仅按春分点的位置计算，建墓年代要比墓中星图春分点所示的年代要还早三千二百年！具体地说，春分点在胃宿的时代为殷商中後期，约为公元前1310年。 显然， 公元前4510年的人是不可能按 3200 年後的星象去建设M45号墓的。可见只有将自行和岁差综合用于该墓星象年代的计算才能得到准确的结果。
总之，测定M45墓星象年代或古天球的刻制年代的时标可分为二级：第一级是根据恒星自行所引起的斗魁形状的变化来测定，称为恒星自行级。在这一级时间范围内，如果人类要凭肉眼看到恒星自行的明显变化，大约要经过数万年，这已远远超过了人类有文字记录的历史年限。
第二级是由地轴的进动而引起的岁差来测定，即根据赤极在66.5°黄纬圈上或春分点在黄道上每年西移约50”来确定年代。如凭肉眼观察，在几百年内就可看出其显著变化；如果象宋代科学家沈括那样，用一具简单的仪器来观测，则在一百年内甚至几十年就可测出其变化值。由于这是地球的运动决定的，可称此为行星岁差级。
以上所测定M45号墓的星象年代为距今(133000±1000)年前，是将此二级都计算在内。分、至点绕黄道一周约26000 年，凡为此周期整数倍者，由恒星岁差级决定。这实际上是认为天赤极和春分点每隔二万六千年又回到天球原来的位置，而经过这一个周期後，北斗七星也因自行引致其形状明显变化。前已算得ｎ＝５，即从古天球的刻制至今，天赤极已绕66.5°黄纬圈五周余或已它经过了今黄经 136°线六次。此皆由将墓中蚌塑北斗特别是其四魁星的形状与按自行规律用电脑推算而得的过去十万年到十六万年间的北斗的形状作直观的和数值的比较而得。
不足26000 年或其整数倍以上的余数，则由行星岁差级决定，即由天赤极所在位置的黄经度数来确定。而M45号墓图的北极Ｐ在墓主的坐骨点是根据南面的弧形墓壁为春秋分日道(中衡)再用几何作图而求得。天北极Ｐ的黄经度数 136°则是根据P 在恒星间的相对位置来确定。其在恒星间的相对位置是根据墓中蚌塑星象图案，特别是三角形北斗魁和蚌虎的胃部与现代星图和中国传统古星图相比较、测量而得。显然用此两级时标所测得之星象年代的精度也较高，其相对误差不超过±0.75％。
如果我们再用时钟的分针和时针来比喻古天球的计时，则时针就相当于恒星自行级所指示的时间；而分针则相当于行星岁差级所指示的时间。如果我们只用时针来观测时间，其误差可达半小时，如再结合分针来观测时间，则其误差一般不会超过两分钟。用这种时钟来观测几小时的时间，其相对误差在１％以下就不足为奇了。可见，用自行结合岁差这两级时标来测定M45号的星象年代的方法是科学的、可靠的，其精度也比较高。
自然，在用自行来观测比较古、今北斗七星的形状变化时也可能出现误差，就好象时针与分针配合不准也可能有一个小时的误差一样；如时针指在三点及四点的中间，而分针正指十二点。这就相当于恒星自行级的误差±26000 年，如将这种情况也考虑在内，则西水坡M45号墓的星象年代为距今(133000±26000) 年前，即在距今十六万年前到十万年前之间。因此本项研究的结论是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M45号墓的星象年代，即前面假设的古天球的刻制年代区间为距今(133000±1000)年前；其年代上限为距今十六万年前，下限为距今十万年前。
用日月星辰的运行来作为人类活动的历史时标，是人类进入文明的标志，这在中华传统文化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历史”之“历”就是指历法，这是由日月的运动决定的；“史”是指观测天象的官吏及其观测记录，也包括国家大事的记录。所以在我国史料中，天文观测记录非常详实丰富。现在看来，这种传统上可追溯到十三万年前对三角形北斗魁的观测和记录。这个位于黄河流域约十三万年前的古文明可称为“中华古天球文明”。这不仅是中华文明之源，也可能是人类科学和文明之源。
除濮阳西水坡遗址外，如甲骨文、《尚书》、《史记》等考古材料和史料中天中文学都占有重要地位。可以说：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华古天球文明是一脉相承。鉴于天文学与历史学、考古学的这种特殊关系，不少学者已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由于人类有文字记录的历史充其量只不过六、七千年，这与恒星自行引起的相对位置显著变化的时间比较起来是可忽略的，因而在这类研究中一般都不考虑恒星的自行。本文的特点就是在考古学及古史学研究中首次引入了恒星的自行从而得到以上结论，将人类的科学和文明史向前推进了十二万多年。
总结以上第二天文学解释的要点是：M45号墓所示的星象年代为距今(133000±1000)年前，而建墓为6500年前，二者相差达十二万六千多年。如果不计恒星的自行而只计岁差，则建墓年代又要比墓中星图春分点所在的年代要早 3200 年，这就是西水坡遗址M45号墓的星象年代与建墓年代的矛盾，简称之为M45矛盾。下文将探讨如何解决这一矛盾。
二、 M45矛盾与陈立夫、黎凯旋的天球河图学说
首先，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六千五百年前的濮阳人是怎麽会知道十三万三千年前星象的呢？
对此问题，可从1974年在台北出版的《易学应用之研究》第一辑上陈立夫老先生撰写的《易学导言》关於河图来源的论述中得到启发，并将之引申到天球而加以解释。
我认为M45号墓及其星图就是6500 年前，该墓的建设者按照伏羲在黄河获得的，可能是133000年前的大荔人(Homo Spiens Daliensis) 刻制的天球上的星象图案设计建造而成。换言之，M45号墓的星图即“伏羲星图”就是十三万三千年前天球的平面化。
何为天球？《尚书·顾命》曰：“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陈立夫先生认为：“天球亦系玉之一种，其色如天，刻制像天体之球形，并布日月星辰於上，以供测算之用”，“河图也是玉石器之一种, 不过这种玉石器上刻有图形，隐涵气数至理”。
对於这种“刻有图形的玉石器，是谁刻的? 究竟从那儿来的”? 陈氏认为:“这个问题只有在《皇极经世》里才可以找到答案。依《皇极经世》演算，地球运行，每至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为一元，一元中分为十二会，每会一万零八百年”。这种玉石器“很可能是前一会或前数会的研究之精华，制成图形，刻於玉石之上，以谋垂久。後来经过一元届满时期的地壳变化，这种刻有图形的玉石器遂遭埋没。到了这一元，地球的功能恢复以後，由於洪水的冲击而出土,…..包羲氏发现了这种玉石器上的图形，加以仰观俯察的各种体会，因而作成八卦更由八卦演成六十四卦”。
台湾著名《易》学家黎凯旋教授也在所著的《易数浅说》85页中写道：“伏羲仰观俯察，法天球河图而画八卦及六十四卦”。又在87页中写道：“伏羲仰观俯察，因见黄河出现天球河图而画八卦及六十四卦”。
因此可以说，“伏羲星图”的发现及其星象年代的确定，就是伏羲在黄河发现十三万多年前天球并因之画卦作《易》的考古证实，也是陈立夫和黎凯旋的天球、河图学说的证实。
近几年来我研究所得的初步结论也是，天球很可能是十三万三千多年前旧石器时代的早期智人大荔人所刻制。据《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大荔人”条载：大荔人的头骨化石是经1978 和1980 年两次发掘，发现於陕西省大荔县解放村附近的洛河第三阶地沙砾层中，其脑量估计为一千一百二十毫升，比北京人的平均值稍大。同出的还有石核、刮削器、尖状器、石锥、雕刻器等。石制品较小，长度一般不超过四厘米，重量小於二十克。此地正在黄河与渭河及“洛书”所出的洛河的交汇处。天球、河图及洛书均可能出於此，然後沿黄河顺流而下。於是M45号墓中十三万年前的星象来源可作如下的解释：
在 133000 年前，人类还生活在以渔猎和采集为生的旧石器时代，那时人类对自然界的依赖，比後来的新石器时代农牧社会更为密切，为了生存，人类更迫切需要辨认方向、时间和季节的方法。那时在大荔人中，有一位智者，可能是由於基因的突变等遗传学原因，他的智能比同时代的人要高。他根据自己长期的观察，将当时的星象，特别是北极周围恒显天区的星象，如当时就很引人注目的“斗”魁为三角形状的北“斗”七星等星象刻绘在球形的玉石上，作为辨识方向和季节的器具，也可能作为对天崇拜的祭祀用品。这就是《尚书·顾命》所谓的“天球”。
时隔将近“一元”之後，大约在六千五百多年前，伏羲在潜伏于黄河泥沙中的扬子鳄（龙）背上获得了天球，他结合仰观俯察所得的天文学和几何学知识，识读了天球上的图形和符号，并以此作为观象授时的器具和祭祀用品，又据此画卦作《易》，此即所谓“伏羲氏有天下，龙马负图出於河，遂法之画八卦。”并将天球平面化而创立了盖天学说，这就是表示在墓中的盖图。
伏羲有了天球，就有观象授时和制定历法的权力，也就是领受了“天命”而应成为天子。大约在公元前4530年，伏羲登基称太昊帝而成为“百王先首”。约公元前4510年，伏羲氏太昊帝崩，他的继位者就依天球上刻画的星象图案，特别是三角形北斗魁，用蚌壳摆塑在45号墓中，并按他创立的盖天说建成墓室，应用他创造的“九九之术”和规矩准绳，将他所测得的、破译的及他保存的由更古老的人类所测得的各项天文学数据，特别是伏羲所创立的盖天学说和“立周天历度”表示在墓室的形制和星象安排中，然後将他的坐骨精确地安放在天球的北极点，以象徵他飞升昊天後成为天上的太帝。因此北极近旁的一颗亮星就被称为太帝、帝星或太一。
由于当时还没有通用的文字，西水坡遗址就成为伏羲氏太昊帝留给现代人类最宝贵的一部无字百科全书。它用墓形和蚌塑星象图案合理地表达和记录了当时所达到的科学水平。
这就象1977年美国向太阳系外发射的宇宙飞船上所载的金属片上的图案，如用男女裸体图、发射飞船的地球在太阳系及银河系中的相对位置图、飞船的轨道图，氢分子结构图等来向外星人介绍现代地球人类的情况及所达到的科学水平一样。所不同的是，由于那时还没有录音设备，没有将当时的音乐录下来罢了。当然最大的不同是濮阳西水坡遗址是六千多年前地球上的人类，也是我中华民族的祖先留给现代人类，首先是留给他的子孙们介绍自己的“金属名片”。他的现代子孙们能认识“金属名片”上的这些图案吗？
墓中摆塑龙、虎、鹿及斗魁、蜘蛛等图案的大量蚌类，则可断定是就近从西水坡遗址东面不远的雷泽中获取来的。
以上解释是粗线条的，其中有些具体环节，如十多万年前的人类刻制天球的可能性，人类智能进化和体形、体质进化的速度及其关系过等问题我将另文阐述。伏羲在黄河获得天球的详细情况及其在西水坡遗发现的考古证据也将在本章第六节和第四章论及。
三、从天文解释到人文解释
以上所述，只提供了M45号墓主人是伏羲的某些启示性假设或猜测，但还不能代替严格的科学考证和论证。下面先从天文与人文的关系诸方面作些较详细的论证。
在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文化中，天上的星与社会上的人的地位是互相对应的，因而古有天官或星官的美名，民间也有“天上一颗星，地下一个丁”的说法。当然，距北极最近的一颗亮星就是天上至高无上的帝王即太帝了。而天上的帝王就是人间帝王驾崩飞升昊天而成。
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意指北极星在天的中央，其地位是永恒固定不变的，而其他的一切日月星辰都以北极为中心旋转。这象徵帝王位居中央，而臣民们则永远围绕帝王而旋转。
李约瑟博士(Joseph Needham 1900 ─ 1995) 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天学》中也说：“我们将看到，星座的命名是以皇帝及其朝臣为模式的，因此，北极自然相当于皇帝”（106页注①）。
《公羊传·昭公十七年》曰：“大火为大辰，伐为大辰，北辰亦为大辰”。大辰是特别重要而明亮的标准观测星。此处所谓的北辰与孔子说的北辰，都是指两三千年前在北极近旁的同一颗亮星，这颗星的中国传统星名为太一或帝星。在十三万二、三千年前，它也很接近北极。
1936年，著名科学史家钱宝琮（1892 ～ 1974）先生就在《太一考》中认定：“北辰是那时北极附近的大辰，除 β Ursa Minor 外，没有第二个星可以担当这个名义”（《钱宝琮科学史论文选集》217页）。
司马迁著《史记·天官书》曰：“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属”。由太史公此言可知，天北极中宫内的一颗明星就是太一，它也是当时的天极星或北极星。
《史记·天官书》又曰：“斗为帝车，运於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於斗。”这完全符合M45号墓的形制和星象布置。当然也说明站乘於“斗车”上者为帝王。
《晋书·天文志》亦载：“北极北辰，最尊贵者也，……第一星主月，太子也，第二星主日，帝王也，亦太乙之坐最赤明者也”。这也是说，在北极附近太一座上最亮的一颗红星是最尊贵的北辰，也是天上主日的帝王。显然太一就是北辰，太一就是天上的帝王了。
钱氏还认为：“这个北辰在天空最高处，地位比较优越，有领袖众星的资格。西汉人叫这个北辰做‘太一常居’，……但在改称‘太一常居’以前，这个 β 星似乎有过类乎帝王的徽号”。由此可见钱氏也认为北辰、太一、帝星和小熊座（Ursa Minor ）β星实际是指古代北极附近的同一颗恒星，它也就是天上的帝王。
竺可桢（1890 ～ 1974）先生也於 1944 年在《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一文中指出过：“在《天官书》中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乃指西座小熊乙（β Ursa Minor 又名 Kochab）为当时最近北极之星”（《竺可桢文集》第246 页）。
太一即太乙，亦称太帝、太皇、泰帝等，通常称帝星，在中国古星图上也称为北极二，属紫微垣，西名小熊座（UMi）β星。
屈原《九歌·东皇太一》咏曰：“吉日兮辰良，穆将愉兮上皇”。宋玉《高堂赋》曰：“醮诸神，礼太一”（载《文选》）。此处的太一、东皇太一、上皇都是指这颗星或它所代表的最高天神。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淮南子·本经训》中的一段论述：“是故体太一者，明于天地之情，通于道德之伦，聪明耀于日月，精神通于万物，动静调于阴阳，喜怒和于四时，……法阴阳者，德与天地参，明与日月并，精与鬼神总，戴圆履方，抱表怀绳，内能治身，外能得人，发号施令，天下莫不从，风则四时者，柔而不脆，宽而不肆，肃而不孛。”其所论者之太一，也是天上的最高天神，因而墓主就是太一。而後面所论者如“发号施令，天下莫不从”皆为王者之事，因而墓主也是人间帝王。特别是“戴圆履方”完全符合墓主头上为圆弧形；脚下为方形墓壁的特徵。“抱表怀绳”更符合墓主以表测天，以绳测地的事实。这些正是这位六千年前的墓主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笔者将在後文详论。
由现代星图看，在距今两千年前到四千年前期间，只有 β UMi 这一颗二等亮星能担当北极星，据计算，最近一次(ｎ＝0 )北极最接近帝星的时间约在3100年前，那时帝星距北极约 6.5°，这时正值商代後期。
据计算，约在 132400 年前，也是北极最接近帝星的年代，那时二者相距约 8.5°。那时的星象非常接近“伏羲星图”即 133000 年前的古天球上刻画的星象。可见，即使考虑帝星的自行，时隔“一元”後，北极与帝星相差仅 2°，这是古人很难用肉眼查觉的。
将M45号墓中所表现的“伏羲星图”与《中华易学》164 期27页所载，拙文所附的标有133300年前北斗七星的现代星图比较後就可判断，“伏羲星图”的北极在今黄经136°,按岁差推算，这一点就是3300年前即商代盘庚到武丁时期的北极。如果不考虑自行3300年前的北极与133300年前的北极是重合的，即都是天球上的同一点。这一点也是墓主的坐骨之所在，即其骨架身长的中点。可见M45号墓的设计者并没有将当时的北极、古天球的北极和太一星的位置区别开来。据新近测算的结果，刻在古天球的北极距离133000年前的北极星β UMi较近，而距那时的北极较远。说明那时的人类和现代普通人一样，在寻找北极时首先是找其附近的亮星。
按岁差推算，建墓时代的公元前4510年北极的位置在现黄经 180°，这一点在紫微垣的左枢星附近，西方人称左枢星为ι Draco(天龙座)。北极在66.5°黄纬圈上由黄经180°移动到136°约要经过3200年。就是说，如仅计岁差M45号墓所显示的星象年代要比建墓年代晚3200年，这又出现了建墓年代与星象年代的矛盾。由此可见，建墓所依据的，不是建墓时代的星象，而是133000年前的天球上所刻画的星象。
需要注意的是，此处说的太一及帝星或司马迁所谓的“太一常居”，都是指β UMi这一颗星，而不是後来《敦煌星图手抄本》（现藏伦敦大英博物馆，约成於公元490 年）及石刻的“苏州天文图”（1190年）和“常熟天文图”（1506年）上的太一星，也不是清代乾隆年间由允禄及戴进贤等编撰的《仪象考成·恒星表》上所载的太一星。
後四者所谓的“太一”的位置大体相同，实为同一种说法。如苏州石刻《天文图》上的“太一”离右枢星[天龙座(Dra) α]不太远。右枢星的黄经是 157°12’46” 黄纬是66°21’40″，这大约是距今4840 年前北极。我猜想其根源可後四者所谓的“太一”都可能是出自战国时代石申等人的《星经》。但我认为以《天官书》的说法更早，显然这种说法不是起於西汉，而是要早得多。从以上引文已可看到，钱宝琮先生早就意识到这一点。读者也将在後文中看到，《天官书》的说法与古天球及河图、洛书的说法十分吻合。即以太一(β UMi)为中央，由太子(γ UMi)、庶子(5 UMi )、勾陈四(ζUMi) 、天床一共五颗星一起在北极天区组成“十”字形，显然这就是河图及洛书的中央五星“”（表示星象的符号）。而後者所谓的“太一”的周围则找不到能明显组成“十”的星象。
本节以上所论者，只是解释了将墓主坐骨安放在北极的寓意之一，即明白无误的说明了墓主生前是帝王；其寓意之二是，坐骨处正是人类的生殖器所在，将其生殖器置于天北极是古代人类生殖崇拜的表现。将整个族群的生殖繁衍系于一人，也说明了其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也与近代学者的生殖崇拜说颇为相合。具体的说，那时对男性祖先崇拜已经完全形成，男性已在社会的一切方面起主导作用。而更重要的是，这就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崇天拜祖的根源，後来这又演变成一套祭天、祭祖的礼仪制度。
这里又涉及到一个仰韶文化的社会性质问题，这在学术界已有许多争论，兹不赘述。但特别要提出的是：早在六十年代，许顺湛先生在国内首倡仰韶社会父系说，并得出仰韶文化已出现对男性祖先的崇拜的结论；後来他又根据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出的遗存断定六千年前中原地区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更可贵的是他还写道：“现在看来，仰韶文化父系说还是有些保守，对于仰韶文化的社会性质的估价应当重新考虑”（《光明日报》1988年一月17日第一版）。我对此非常赞佩。
笔者以一个历史学和考古学的外行在这里斗胆的说一句，通过西水坡遗址的发掘及其後的争论说明了现代学者们对仰韶文化的认识还比较肤浅，不是过分强调生产工具，就是过分强调巫术，将古代人类智能估计过低，尚未认识到仰韶文化的深层内核，如其科学、宗教、社会结构等。这还不如在发现殷商甲骨文和青铜器之前对商代社会的认识。当然我们现在对商代社会的认识也不很深刻，但与史前社会的认识比较起来，就与史实相差更远了。这个差别还不是个别考古事实及历史事件差别，而是整个古史观和古史系统的差别。因此我认为，对人类的史前文化，包括旧石器时代文化的社会性质的重新估价、重新考虑、重新认识是势在必行。我目前所应用的不同于一般文史学者的观点和方法所进行的这项研究都是为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华古史再认识作一点开拓性的工作。
四、M45墓主是六千五百多年前的人间帝王
从墓主在墓中所葬的位置看，墓主就是太一，也是天上的帝王，而天上的帝王是人间的帝王驾崩升天而成。无疑，墓主就是 6500 年前的一位人间帝王。对此，钱宝琮先生也在《太一考》作过总结，他说: “总合起来，泰皇、泰帝、太帝、太一、太乙只是太古一个人王的尊称，不过文字有些差别罢了”。墓主为人间帝王，在墓中表现的非常明显和突出，墓主正“坐”在天北极，头朝南而脚向北，正是身为北辰居其所，太一常在紫微宫，墓主就是太帝、太一、上皇无疑了。当然，墓主就是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一位人间帝王无疑了。
有的学者根据墓中没有随葬的生产工具或生活用品，就断定“这些居民的社会组织形态毫无问题是母系氏族社会”。那时“家庭经济是共产的，凡是共同制作和使用的的东西都是共同财产”（言明：《关于濮阳西水坡发掘简报及其有关的两篇文章中有关问题的商榷》（以下简称《商榷》）《华夏考古》1988年第四期第50至70页），当然更谈不上有帝王及王朝的存在了。但就在他的这篇文章里提到件非常重要而又被考古学者忽略的事实，他在该刊第55页写道：“这里不见统一的氏族的公共墓地，许多墓内的死者身无长物。即以‘M45’为例，除了在填土中发现一件带握手的粗褐陶器盖外，不见其它陶器或石器随葬。”
但我认为，墓中没有任何生产工具或生活用品随葬是正常的，因为除了龙、虎和殉人之外没有任何器具能与墓主的地位相称而随葬，而出现在墓中的随葬品就一定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器物。因此我推测，这件带握手的粗褐陶器盖正是墓主在黄河获得天球并将之发展成墓中所示的盖图的象徵物，以作为墓主领受了天命和王权象徵物而随葬的。换言之，陶盖表示墓主手中握有王权。这与该墓的盖图完全相符。这是墓主的玉玺象徵物，也就是即王权和天命的象徵物，当然墓主是帝王。
1995年十月在濮阳举行的“龙文化与中华民族”学术会议的《纪要》中也肯定：“墓主的身份非常高贵，很可能是古代某个具有极大权力的先王”，这就是肯定墓主是帝王。我认为这是符合西水坡遗址的考古发现事实的，是对过去长期流行于史学界“疑古”思潮的突破，是对中华古史和古文化重新认识的开始，也是对许顺湛先生上述论断的肯定。人们将看到这次会议及其《纪要》中的这一论断将成为我国史学史和考古学史上的程碑，它标志着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中抛弃“疑古”思潮的束缚，使学者敢于认识、敢于承认我中华民族远古历史和文化的本来面目。
那麽，他又是甚麽朝代的哪位帝王呢？现从下列几方面来论证：
首先从时间上来分析：根据考古专家用放射性碳14测定及树轮校正的结果M45号墓的建墓年代为公元前（4510±135 ）年，距今已六千五百多年了。那时的帝王只能是“百王先首”的伏羲帝了。
有的学者根据《史记·集解》“颛顼冢在东郡濮阳”等的说法，认为墓主是颛顼高阳氏或其部族首领（如《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92年一期《西水坡三组摆塑综考》等文）。但我认为其年代相差太远。一般认为，黄帝的登基年代是公元前2698年，最早的说法是公元前2796年，颛顼帝不可能在此之前，而据建墓年代及墓主的年龄可推知墓主的称帝年代约为公元前4530年。因此可推断该墓主决不是颛顼，而是比颛顼还要早一千七百年到两千年的另一位帝王，这只可能是三皇五帝之首的伏羲帝了。
在我国古代史料中，三皇的具体说法虽不相同，但无不以伏羲为最早的帝王。如《前汉书·古今人表》就将太昊伏羲氏列为第一位上上圣人。 《竹书纪年前编》也将“太昊庖羲氏”列为第位一帝王；并载“龙马负图出河，始作八卦，以龙纪官，……作甲历”等。
近人闻一多（1899 ～ 1964）先生在其遗稿《东皇太一考》中特别强调指出：“我们前面讲过，伏羲是最初的帝王，如果最初的不容许有两个，那麽太昊伏羲就不可能是二人，而是一人两个称呼了。考《纬》书以下所记有人名的三皇说，凡有四种，都以伏羲居首。就是说，伏羲是最初的帝王”。又引《汉书·郊祀志》注“泰帝，泰昊伏羲氏也”（载《文学遗产》季刊1980年第一期）。而M45墓主的坐骨正在帝星即泰帝星处，因而墓主就是太一或太帝，因而墓主就是伏羲。
下面再从史料中列举几条称伏羲为最初帝王的例子：
《周髀算经》一开头就说：“昔者周公问于商高曰：‘窃闻乎大夫善数也，请问古者包牺立周天历度。’”赵爽注曰：“包牺，三皇之一，始画八卦,…闻包牺立周天历度，运章部之法。《易》曰：‘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此之谓也。”
山东武粱祠的汉代伏羲女娲石刻画（约刻於147 年）侧有书曰：“伏羲仓精，初造王业，画卦结绳，以理海内”。
《管子·轻重戊》曰：“自理国伏戏以来，未有不以轻重而成其王者也”。又曰：“伏戏作造六法以迎阴阳，作九九之术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刘徽在《九章算术·序》一开头就说：“昔在包牺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九九之术以合六爻之变”。
《商君书·更法》曰：“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恕”。《庄子·祛箧》曰：“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文子·精诚》曰：“伏牺氏之王天下也，枕石寝绳，杀秋约冬，抱圆天，阴阳所壅沈滞不通者，巧理之”。
《汉书·律历志》曰：“《易》曰：‘炮牺之王天下也’，言炮牺氏继天而王，为百王先首，德始於木，故为帝太昊”。
《太平御览》引《帝王世纪》曰：“太昊庖羲氏代之，继天而王，首德於木，为百王先，帝出乎震”。
《册府元龟·帝王部·运历》亦曰：“太昊帝庖羲氏继天而王，为百王先首，德始於木，故为太昊帝”。
《风俗通》引《春秋运斗枢》曰 :“伏羲、女娲、神农是三皇也，皇者，天,…..三皇垂拱无为，设言而民不违,…..皇者,中也,光也,弘也，含弘履中，开阴阳，布柔刚，上含皇极”。
虽然以上史料都是说伏羲为最初的帝王，但是其中亦不乏盘古氏、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燧人氏较伏羲更早的记载。这又如何解释呢？
依史料的原意，盘古、天皇、地皇诸氏都是指初开混沌，始奠乾坤的神。现已知地球已形成了46亿年，当然以上诸氏不可能是6500年前的墓主。所以宋代史学家胡一桂评曰:“以天皇、地皇、人皇言之,但此三者本无所稽，意混茫初开，先有天而後有地，既有天地则气化而人生焉”。
余宗海亦曰：“夫自开辟以来，故有民物帝王，第以书契未兴，无从稽考，其曰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盖亦传其名而已”（《纲鉴易知录·三皇纪》）。胡、余二说甚是。
另一解释是，天皇或人皇就是伏羲。清代学者徐文靖在其补笺的《竹书纪年前编》中说：“《三坟书》以伏羲为天皇”。据《古今图书集成·帝王部·太昊伏羲氏本纪》载：“按古《三坟书》伏羲氏，燧人子也，因风而生，故风姓，命臣飞龙氏造六书，命臣潜龙氏作甲历，伏制牺牛，冶金成器，教民炮食，……因龙出而纪官，……因居方而置城郭，天下之民号曰天皇太昊伏羲”。又载：“按泰壹氏是为人皇，开图挺纪，执大同之制，调大鸿之气，正神明之位也”。
《五行大义·论诸神第二十》：“天皇太帝曜魄宝，地皇为天一，人皇为太一。”太帝和太一都是指北极附近的同一颗星，它在墓主的骨盆处。墓主就是天皇或人皇无疑。文中的“天一”，在苏州《天文图》上，也在後来所谓的“太一”附近。根据前面所述的理由，我认为在遥远的古代，太帝、太一和天一都是同一颗星，即天皇、地皇、人皇就是同一个人了。就是说天皇、地皇和人皇都是指伏羲。
近人闻一多在《东皇太一考》中引《春秋後语》云：“泰皇乃人皇”。并明确地说：“人皇即伏羲，也就是泰皇。”又说：“人皇就是伏羲”。
可见，言最初的帝王是伏羲并不与天、地、人三皇的说法矛盾。
就是发明钻木取火的燧人氏，也远比 6500 年前要早得多。人类最早的用火遗迹，发现於山西芮城的180 万年前的西侯度遗址，在160 万年前的云南元谋人遗址也发现了用火痕迹，而50 万年前的北京人遗址和28 万年前金牛山人遗址的深厚的灰烬层，则完全证实了那时人类已经能有效地控制用火了。
至於人工取火，则是二、三十万年前的早期智人就已学会的本领了。因此我认为，假设燧人氏是与刻制天球上三角形北斗魁的大荔人是同一时代尚有可能，言该墓主是燧人氏则决不可能。
据孔颖达撰《礼记正义·序》引《谯周古史考》曰: “有圣人以火德王，造作钻燧出火，教民熟食，人民大悦，号曰燧人，次有三姓，乃至伏羲”。又引《六艺论》曰：(燧人至伏羲)“历六记九十一代”。按《广雅》曰：“一纪二十七万六千年”。古人对燧人至伏羲的年代说法不一是可以理解的。但一般都将其估计为数十万年，应该说与依现代考古学的科学计算的126800年在数量级上已相差不远了，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更可贵的是，如果我们假设燧人氏是大荔人的话，古人似乎已经意识到伏羲画卦是因为得到了大荔人所刻画的天球。据《三国志·魏书（卷四）·高贵乡公髦》记载:“丙辰，帝幸太学问诸儒曰:‘圣人幽赞神明，仰观俯察始作八卦……易之书其故何也？’易博士淳于俊对曰：‘包羲因燧皇之图而制八卦……’帝又曰：‘若使包羲因燧皇而作易，孔子何以不云燧人氏没，包羲氏作乎？’俊不能答。……”
面对少帝髦的一系列问题，淳于俊只好说 :“古义弘深，圣问奥远，非臣所能详尽。”
现在看来，淳于俊的回答基本正确，只因年代久远，《系辞》中只有“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这样不甚详尽的说明，更没有西水坡遗址的发现和研究，在当时要详细回答少帝耄的第二个问题当然是困难的。
在濮阳西水坡遗址被发现後，特别是经研究证实M45墓主为伏羲，而其图案则是十三万年前人类留下的星象记录後，则对第二问可答为：在孔子时代，人们尚不知伏羲所获之天球或河图上记录的是燧人氏所留下的天象信息，如果假设十三万年前就是燧人氏的生活时代的话。
但无论如何，这说明古人已知伏羲画卦作易是因得到了更古老的人类留下信息的启示。这又为以上假设和解释提供了文献资料的佐证。我想，淳于俊所说的“包羲因燧皇之图而制八卦”必有所据。
值得注意的是，近来一些学者，特别是在台湾的部分学者关於伏羲年代的结论也与M45号墓的建墓年代相符。
如有的学者认为：伏羲作八卦的时间为距今6480余年（《周易与现代化·二》第13页、18页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1年陈立夫先生就在《易学应用之研究》第二辑《易与儒家之中道思想》中说：“我中华文化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重视中道思想。这种中道思想，是从中华文化的缔造者伏羲画卦作《易》开始，到现在已有六千四百五十多年了”。1986年他又在该书第三辑《序》中说：“吾中华文化，自元圣太昊伏羲画卦作《易》，迄今已逾六千四百年”。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应用数学系的黎凯旋教授也说：“易学是一门非常悠久博大的学问，论历史年代，它是西元前 4479 年前，东方的一位伟大圣人所首创，距今（1988）已有 6467 年了”（《祝第五届国际易学大会成功》载《中华易学》102 期第三页）。
台湾学者李耕先生亲赴河南淮阳考察後，在所撰《人祖——伏羲胜迹实徵》文中指出:“史传始祖生年,鲜有明记其数者，但伏羲之距今六千余年的活动时标不但各说一致，今两岸且皆依《陈州府志》、《淮阳县旧志》记载，公认其生於西元前4538年”(载《中华易学》161期62页)。
这些数据，都在碳14及树轮校正年代数据的误差许可范围内，即在公元前4645至前4375年之间。特别是说伏羲生於公元前4538年，非常接近按考古事实推得的M45墓主的出生年代，即约为公元前4550年。因此将墓主推定为“百王先首”的伏羲氏太昊帝是科学的，合理的。
至於伏羲帝都何处？淮阳乎？濮阳乎？吾将据有关资料另文论之。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自龙虎墓的考古资料公布以来，墓主为巫觋已成学术界一致的共识，这在1995年十月在濮阳举行的“龙文化与中华民族”学术讨论会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就是根本否认M45为一整体墓葬的言明先生也在《商榷》中写道：“然而这处龙虎图案和两者所夹的死者究竟意味什麽呢？我们认为这死者是觋，即此氏族社会里以司掌奉祀天地鬼神及装神弄鬼替人祈福禳灾为职业的男人”（该刊第63页）。
实际上伏羲与巫觋并不矛盾。“巫”与“伏”读音非常相近，“觋”与“羲”读音完全相同。在没有文字的时代，伏羲与巫觋是没有区别的。就西水坡而言“伏羲”与“巫觋”就是一个人。巫觋通天与伏羲立表测天是一回事；司掌奉祀天地鬼神及替人祈福禳灾与其画卦作《易》也是一回事。这是因为古代的巫术、宗教与政权不分；巫术与科学、艺术、哲学不分。最大的巫觋就是最高的军事首领，拥有最高的权力，在领受了“天命”後就是真龙天子，就是帝王。自然墓主就是伏羲。
五、太极、伏羲八卦与M45
下面再从第45号墓的特点与伏羲画卦作《易》的关系上来分析，即以阐明该墓的星象、形制与太极、两仪、四象、八卦的关系来进一步论证墓主就是画卦作《易》的伏羲。
前已阐明，太一是距今四千年到两千年前北极附近的一颗明星，即当时的北极星。由於它靠近北极，看来好象居天的中央常年不动，而众星则围绕它旋转，因而太一又称太帝或帝星。扩大而言之，太一和北极都是以天北极或北极星为中心的一片“太一常居”的天区。
从古代文献资料看，太极和太一的意义是相同的，例如 ：
《易·系辞上传》曰：“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虞翻注云：“太极，太一也”。
《礼记·礼运》曰：“故礼本於太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
《易纬·乾凿度》曰：“易始於太极，太极分而为二故生天地，天地有春夏秋冬之节，故生四时，四时各有阴阳刚柔之分，故生八卦”。
《吕氏春秋·仲夏季·大乐》曰 :“音乐之所由来远矣，生於度量，本於太一，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
由此观之，太一、太极者，一也，皆指北极、北极星或以北极为中心的一片天区。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幕出土的帛书《易·系辞》均以“大恒”代“太极”。恒，不变也。太（大）恒即永恒，永远不变之意。北极为天之中，其位置永远不变。由此更可证明太极就是北极。
总之，就中华传统文化的原始意义而言，太一就是太极，太恒也是太极，太极就是北极。可见太极的原始本义是非常朴实的，一点也不神秘，它是由我们的远古祖先从长期天文观测中总结出来的基本概念，根本不象後来那样被说得神乎其神和难以理解。
更重要的是，这就能够很自然地从M45号墓的形制、星象及墓主的葬位布置来解释“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在墓图即“伏羲星图”上，太极就是以北极为中心的，以“中衡”为边界的，即春秋分日道内的一片天区，其中心是北极 P，也正是墓主骨架的中点即他的坐骨所在。太阳也是在以北极为中心的日道上反时针运行。大圆弧 BALA’B’ 是青、黄图画的分界线，P’为其圆心在北墓壁以北约1.5米处。当太阳运行到A 点时，按赵爽在《周髀·七衡图注》的说法为“日入青图画内，谓之日出”。实际上这是日出的开始，按民间的说法，这时天空才开始泛鱼肚白，天上的星星依然可以观察，大约50分钟後，太阳运行到C 点时，为日出东方地平线，此後太阳在天空自东向西运行，这段时间为白昼，为阳；当太阳运行到F 点时，为正午。当太阳运行到C’点时，为日落西方地平线，为日“出青图画外”入黄图画,“谓之日入”。 此後为黑夜，为阴。当太阳运行到E 点时，为子夜。这实际上就是以CPC’为直径，将太极这片天区分而为二，阴阳各半，这就是“太极生两仪”（请参阅附图及其说明）。
“两仪生四象”就是以 CPC’ 的垂线 FPE 又将此天区再分一次。这样与中衡相交共得到四点 C’、C、F、E，其与北极的连线，各为秋分、春分、冬至、夏至的日躔赤经线，并正指东、西、南、北四方，此即与四时及四方相对应的四象。
1956年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中出土的天文壁画，由拙文所附之图可看到，该图的四方有二十八宿，其中部有五星组成的“十”形，显然这是河图、洛书的中央五星。值得注意的是，中心的一颗星较大且黑白各半，有人认为此为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中央为土星。但这不能解释其为何黑白各半。我认为此中央五星，均指北极天区组成“十”字形的五颗恒星，中央不是土星，而是太一或帝星。前已说明，太一就是太极，太极就是北极。中央太一星黑白各半，则是太极分两仪之象，这就为上面的论证方法和结论又提供了一件天文学文物证据。
由此看来，最初的太极分两仪之图就是黑白各半的圆，而不是现在所见的阴阳鱼形状的太极图。这点，台湾学者邓华俅先生的《太极图之研究与商榷》一文也持相同的看法。他说：“从古书所见，所谓两仪图者，已有多种，惟依撰者拙见，其能确於合理则仅得一种而已。此即以中线作界分一圆成黑白各半”（载台北《中华易学》1989年第十期总第116 期）。而阴阳鱼形状则是後来为了表示其动态演化发展而来。
前已说明M45号墓所表现的是 133300 年前的春分日落时的星象，那时的春分点在西宫白虎之象的胃宿。但日躔何宿是不能直接观测的，一般是观测其相反方向的星宿。如M45号墓所示，当春分日落时，在东方天空正可看到东宫苍龙之象，因而东宫苍龙主春。其他的季节、方位与星象的关系可以按上述原则类推。
如以M45号墓春分日落时的星象为准，依据五行和伏羲八卦方位就可确定：春分，正东方，为木，东宫苍龙之象，离卦；秋分，正西方，为金,西宫白虎之象，坎卦；夏至，正南方，为火，南宫朱雀之象，乾卦；冬至,正北方，为水，北宫玄武之象，坤卦。中央为太极或太一，为土。
“四象生八卦”则是在以上四点中间再分一次，这又产生了四立点：立春,东北方,震卦；立夏,东南方,兑卦；立秋,西南方,巽卦；立冬, 西北方，艮卦。这些均与伏羲八卦方位完全相合。这就是太极、八卦与“伏羲星图”即M45号墓的关系，也是太极、八卦与古天球的关系。
要注意的是M45号墓的形制和摆塑所表示的是天上的星象图。要把我们仰望天空星象位置的星图画在俯视的地面的上，必然导致星图的南北方向与地理南北方向相反，其原理就象现代绘制的星图或现代天球仪一样。因此“伏羲星图”中各星象间的相对方位，都与现代星图一致。这也说明了墓中星图的科学性。这种与地面东西方向相同，南北相反的现象，在河图洛书及伏羲八卦、文王八卦的方位图中也同样存在。此点已在“M45墓图说明”中提及。再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科学性一直保存中国传统的天文图中，如1956年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中出土的天文壁画和宋代石刻的苏州天文图中的星象相对方位就与M45星图完全相同。因此我认为无论伏羲八卦或文王八卦都是由“伏羲星图”演化而来。由本文所论不难看到，“伏羲星图”又是由十三万年前的“古天球”演变而来；而天球及河图洛书等都是远古人类的天文观测记录因此，伏羲在黄河获得天球、河图而画卦作《易》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对这类问题我还将另文论及。
由此可见133000年前的天球是伏羲画卦作《易》最重要的启示物和最主要的灵感源泉。当然，这也说明了墓主就是画卦作《易》的伏羲。
六、西水坡第二组摆塑又证明了甚麽？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关於太极、伏羲八卦、古天球与M45墓关系的解释,在西水坡遗址中还有另一组证据,这就是第二组摆塑中的龙、蜘蛛和圆球。首先看连体龙虎的龙头，如果不看龙头上的角，就很象扬子鳄的头，这说明龙的原始形象来源于扬子鳄，但那时已经与鹿综合而加上了角，正如扬子鳄与马综合而在颈上加鬃一样。龙口前摆塑的圆形物不是月亮，因月有圆缺，月应该用有缺的圆形或娥眉月来表示，如长沙马王堆西汉墓中的帛画就是用娥眉形来表示月亮的；而是常说的“龙口吐珠”之珠。珠为何物？正是天球或太极的象徵物。龙头上的蜘蛛不是太阳，也是天球的象徵物。这里“蛛”通“珠”皆指天球。在没有文字的时代，将“蛛”与“珠”区别开是没有意义的。珠、蛛和龙摆塑在一起的寓意是：
首先，它表示伏羲在扬子鳄附近获得天球。有的古人认为是从龙口吐出的，因为有的鳄可吞石头，以增加其比重以便沉入水中，这就是“龙口吐珠”；古人也可能认为，天球或河图是出现在扬子鳄头顶上或背上，这就是“伏羲氏有天下，龙马负图出於河”。这都证明了伏羲由于龙的引导而获得天球。得天球就是得天命，伏羲因此而成为“真龙天子”。
其次，应当看到龙头上的蜘蛛与龙口所吐之珠是有区别的。我推测，龙口所吐之珠表示伏羲最初获得的原始天球，其上仅刻有其魁为三角形的北“斗”之象及东宫苍龙之大火、参宿七等星象符号，这是十三万年前人类留下的真迹。龙头上的蜘蛛则是伏羲在原始天球的基础上，通过“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而发展成太极、八卦即画卦作《易》或建立易卦系统和“立周天历度”即建立盖天学说的象徵物。蜘蛛的八脚，应象徵上述分、至、启、闭八点。古人称立春立夏为启，立秋立冬为闭，再加上春秋分和冬夏至共八点，均匀地分布在天球黄道上，这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气。这与以上对M45及天球的分析相符。即蜘蛛的八脚所象徵的是上述八点及八卦的方位。换言之，蜘蛛是伏羲将天球创造性地发展成八卦太极的象徵物。而龙口所吐之珠则是原始天球的象徵物。
“蜘”音通“知”、“智”，蜘蛛亦可理解为知识之珠，智慧之珠。这象徵伏羲是当时知识和智慧的明珠。可见当时的巫觋是一切精神财富的拥有者。根据以上《系辞》引文，伏羲在画卦作《易》和“立周天历度”时也可能得到蜘蛛的启示，如蜘蛛织网时通过中心的四根或八根基线就可能是伏羲分四象、画八卦和确立分至四点或加启闭八点的重要启示，而蜘蛛位于中央则象徵太一或帝之“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移节度，定诸纪”（《天官书》语）。晋代葛洪著《抱朴子·对俗篇》亦云：“太昊师蜘蛛而结网”。故有蜘蛛为伏羲老师的说法。
现在南美洲的部分居民还盛行着对蜘蛛的崇拜。他们外出打猎就头戴蜘蛛模型以驱灾避邪及多获猎物。秘鲁的纳斯卡附近散布着七十多幅硕大无朋的图案，其中有一幅长达四十米的八脚蜘蛛图案。图案是画在地面上，由近一米深的沟组成，这在航空照片上看得非常清楚。据考证，这些图案约画于两千年前。我想南美的这些“蜘蛛现象”可能与西水坡的蚌塑蜘蛛有某些关系，也许是“中国——玛雅文化连续体”又一表现。
总之，在第二组摆塑中将蜘蛛、龙和龙口所吐之珠摆塑在一起正是《礼记·礼运》所谓的“河出马图”；郑玄注：“马图，龙马负图而出也”及孔颖达《疏》引《尚书中候·握河纪》所云“龙而形象马，故云龙马，是龙马负图而出。”；“伏羲氏有天下，龙马负图出於河，遂法之画八卦”及“河出龙图”的真实写照。
在史料中，“河出龙图，洛出龟书”这类记载还有很多，如大家都熟知的《易·系辞上传》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就是指伏羲在黄河发现天球、河图或洛书後据以创造“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进而画卦作《易》的。如《周易启蒙》引孔安国曰：“河图者，伏羲氏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尚秉和《五行志》曰：“刘歆以为伏牺继天而王，受河图而画之，八卦是也”。《礼纬·含文嘉》曰：“伏羲德合上下，天应以鸟兽文章，地应以河图、洛书，伏羲则而象之，乃作八卦。”
清代学者徐文靖在其补笺的《竹书纪年前编》中说更为明确和具体：“孔安国、马融、王肃、姚信等并云：‘伏羲得河图而作《易》’，是则伏羲虽得河图，并须仰观俯察，以相参正，然後画卦。伏羲画八卦，万物之象皆在其中，故《系辞》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虽有万物之象，其万物变通之理犹自未备，故因其八卦而更重之卦有六爻。遂重为六十四卦也。《系辞》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是也。然重卦之人，诸儒不同凡有四说：王辅嗣等以为伏羲重卦；郑康成之徒以为神农重卦；孙盛以为夏禹重卦；史迁等以为文王重卦。其言夏禹及文王重卦者，按《系辞》神农之时已有盖取‘益’与‘噬嗑’者，以此论之，不攻自破……今依辅嗣以伏羲既画八卦，即重为六十四卦。”
又《河图挺辅佐》亦曰：“黄帝问于天老，天老曰：河出龙图，洛出龟书，出于伏牺时，方能以画卦。”据此，河图、洛书并出于伏羲时代。此外张衡《东京赋》:“龙图授羲”。《竹书纪年·沈约注》:“龙图出河，龟书出洛”；唐代的韦续在《墨薮》中所云：“太昊庖羲氏获景龙之瑞，始作龙书”等都是指的同一件或类似的历史事实。
因此我认为：天球、河图、洛书、雒书、龙图、马图、龟书等等皆有相类似的性质，其共同点是，都与远古人类的天文观测记录有关。西水坡遗址的第二组摆塑无疑是伏羲在黄河获得天球、河图或龙图、马图之类的证据。当然这也证明了墓主就是伏羲。
龙、马或龙马又是何物呢？据我近几年来研究的结论认为，龙的原始形象来源于现在仅存於长江中、下游一些面积不大的地区而数量已很稀少的扬子鳄（Alligator Sinensis）。据《考古学报》1982 年第二期周本雄先生文《山东兖州王因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的扬子鳄骨骸》载：在该遗址六千多年前属大汶口文化早期的灰坑中，发现了扬子鳄的头骨、牙齿、皮骨板等至少二十头个体。这说明六千多年前黄河流域的水域中，扬子鳄还很多。细看M45墓东侧的蚌塑苍龙，就会发现其头上无角而颈部有鬃，特别是其吻部长而向前突出，与扬子鳄非常相象。这可能是“龙”的原始概念的真正来源。用此“龙的原始观念起源於鼍(扬子鳄)”说，可以解释古史料和古文物中一些有关龙的疑难问题。如“龙马负图出於河”可以简单地解释为刻画有星象图案的球形石头即天球或河图出现在黄河泥沙中的扬子鳄的背上而被伏羲所获而建立中华大地上的第一个王朝。因这是伏羲王朝的头等大事，故将此情景摆塑成第二组图案。
在伏羲时代，阴阳观念已经确立，自然用的是太阴和太阳相结合的阴阳历。古代观象授时和确定节气的方法，除了在夜晚观测北斗、大火及参罚等恒星的运行外，白天还采用圭表测日影的方法。此法除可测定冬、夏至等节气外，还可测地理方向、地理纬度及天球的黄赤交角。我还认为墓图中的 P’ 就是伏羲的立表测天点，此点正是“伏羲星图”青图画的中心，也称为“地中”，此点在方形北墓壁以北约1.5 米处。而图上的角BP’P和角B’P’P大约都等於24°00′ ，这正是6500 年前用圭表测得的古天球的黄赤交角。这些都将在後文中进一步论证。这些也都涉及西水坡遗址的天文学，历法学及几何学研究。对此，我亦将另撰专文论述。不过，从第二组摆塑与M45号墓形制及星象互相印证，相映成趣来看，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就是伏羲遗址已经很明显了。
七、闻一多和钱宝琮的考证
下面再从前人和近人的研究结论中看M45墓主是谁 ?
前已说明，从葬位看，墓主就是天上的太一或泰帝，据《汉书·郊祀志》颜师古注“泰帝，泰昊伏羲氏也”。因此可以认定，泰帝、泰昊或伏羲就是同一个帝王。
太通泰，可训初训始，太帝即最初的帝王。昊为日照苍天之意，亦指天空，常称昊天。太亦训极训最。太昊也可释为天北极，说墓主是太昊，完全符合他在墓中的位置。昊亦通皓，光明洁白之意。太一既是北极近旁的一颗明星，太一自然也是太昊了。
本世纪三、四十年代，钱、闻二氏也对此都作过详细考证，并得到相同的结论。钱宝琮先生在《太一考》中认为 :“武帝时公卿大夫口中的太帝或泰帝，和高诱注的太一或太乙，当然是同一个帝王”。钱氏还进一步引证了《史记索隐》所引之孔文祥曰：“泰帝，泰昊也”。因此我推想，他对这位上古帝王是谁早已心中有数了，只不过由於当时的疑古思潮甚嚣尘上，不便直接写出来而已。
闻一多先生在《东皇太一考》中就说得更加明确而肯定了：“案高诱的意思，太帝就是太一”。“太一又称东皇太一，则东皇也就是伏羲,….东皇是太，也便是伏羲了”。“太一既称东皇太一，东皇是伏羲，则太一也必定是伏羲了”。钱、闻二氏在此都引用了东汉学者高诱注，这是因为《史记·封禅书》和《汉书·郊祀志》均载“太（或作泰）帝使素女歌五十弦瑟”。高诱在《淮南子·真训》之“耳听白雪清角之声”下注：“白雪，师旷所奏太一五（十）弦之琴乐曲”；又在《淮南子·览冥训》中的“昔者师旷奏白雪之音而神物下降”下注：“白雪，太乙五十弦瑟乐名也”。由此推得太帝或泰帝就是太一或太乙。
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的发现及研究，完全证实了钱、闻二氏的考证结果，也证实了高诱注是有根据的，可靠的。
总之，无论是从建墓的时间看，从天文与人文的对应关系看，从 M45号墓的形制和星象特徵看，从前辈考证所得的结论看，M45 墓主就是百王先首，画卦作《易》的伏羲太昊帝。
但仅有以上考证还不够，因为这些只着重在天文与人文的关系方面。下文再从M45号墓最基本的特徵，即该墓本身就是一盖图来论证墓主就是盖天说的创立者伏羲。
八、 伏羲“冢在山阳高平之西也”
下面再从古地理学方面来考证伏羲墓之所在。
唐代史学家司马贞补撰的《三皇本纪》引皇甫谧（215-282）曰：“伏羲葬南郡，或曰冢在山阳高平之西也”。
山阳为郡名，据《汉书·地理志》及其注释载：“山阳郡，故梁，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 年）别为山阳国，武帝建元五年（前 136年）别为郡,…..属兖州”。郡之治所在昌邑（今山东金乡县西约 20 公里），辖境相当今山东的巨野、嘉祥、邹县等地。又载：“橐，莽曰高平”。橐县也属山阳郡，东汉章帝後又称高平，在今昭阳湖与独山湖交界处的东岸。古巨野泽在山阳郡北部。这些在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西汉兖、豫等州刺史部地图上可一目了然。
高平也是郡国名，据《後汉书·郡国志》载：“高平侯国故橐，章帝更名”。刘昭注：“章帝复莽此号”。可见约在公元八十年代之後，原属山阳郡的橐县又恢复了高平的名字。
晋太始元年(265 年)又改山阳为高平国，治所仍在昌邑。据《晋书·地理志》载：“高平国，故属梁国，晋初分山阳置，统七县”。这七县相当今山东省的巨野、金乡、鱼台、邹县等地。所以，山阳和高平指的是同一地区，只不过时代不同所用名称不同而已。
在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西汉兖、豫等州刺史部地图上一望而知“在山阳高平之西”的就是济阴郡和东郡，皆属兖州。
西汉时，济阴郡治所在定陶，辖境相当今山东菏泽及东明等地。《汉书·地理志》济阴郡下注:“成阳有尧冢灵台,《禹贡》雷泽在西北”。雷泽即《尚书·禹贡》“雷夏既泽”之雷夏泽，亦皇甫谧《帝王世纪》所谓“华胥履大人迹於雷泽而生庖牺於成纪”之雷泽。《史记集解·五帝纪》亦引郑玄曰：“雷夏，兖州泽，今属济阴”。可见古雷泽在济阴郡成阳县西北。成阳故城在今山东鄄城县东南面约 25 公里。
下面再谈古雷泽与今濮阳市的关系。据唐代张守节编撰的《史记正义·曹相国世家》说：“成阳故城，濮州雷泽县是”。《五帝本纪·正义》又引《括地志》曰：“雷夏泽在濮州雷泽县郭外西北”。雷泽县在今山东鄄城县境。濮州即旧濮阳，其唐代辖境相当今山东省鄄城县及河南省濮阳市及其以东地区。可见古雷泽在今濮阳市以东和今山东鄄城一带地区。
在西汉兖、豫等州刺史部的《历史地图》上，可以看到古雷泽的基本位置。因黄河改道及气候变化等原因，雷泽的面积逐年缩小，唐代之後已完全淤固，因此在现今地图上，雷泽已不可觅。
由此推断 6500 年前的雷泽面积一定比上述《历史地图》所绘的要大得多，那时的雷泽是横跨今鲁、豫两省水面辽阔的大湖，其水域覆盖了河南今属濮阳市的范县及山东鄄城之间的广大地区，其西岸已很临近西水坡遗址的东沿。在M45的建墓时代，西水坡遗址的地理形势是东临雷泽，西靠黄河，而且距雷泽比距黄河要近得多。据有关关资料推算，在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 年)之前黄河是在西水坡遗址以西约 35 公里处分九河向北流去。而六千五百年前雷泽的西岸则可能是在今濮阳市区穿过。
因为西水坡遗址非常接近雷泽，故可推断，其中用於摆塑龙、虎、鹿、北斗魁等图案的大量蚌类肯定是就近取自其东面不远的雷泽。
雷泽及黄河是当时伏羲氏族生活的基本生态环境和自然地理条件，与伏羲王朝的诞生和发展有密切关系 。雷泽中产的鱼、虾、贝类为伏羲王朝的臣民们提供了人体不可缺少的动物性蛋白质。也可以说雷泽及黄河孕育了伏羲王朝 。史料中有许多记载都说明了伏羲王朝的诞生与雷泽有紧密的关系，如《太平御览》引《诗含神雾》曰：“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伏羲”。《册府元龟·帝王部·诞圣》也说:“大人之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帝於成纪”。
虽然学者们对这些引文的解释可能不同，这另当别论，但无疑义的是，雷泽的地理位置是考定伏羲王朝活动中心及伏羲墓位置的重要根据。
除济阴郡外“在山阳高平之西”的还有东郡。东郡是山阳郡和济阴郡的西北邻郡。六千五百年前的古雷泽则横跨於东郡和济阴郡之间。秦取卫地後，以其在秦之东，故名东郡。秦王政五年（公元前242 年）置郡，治所在濮阳（今濮阳市南约十公里），此地古名帝丘，相传为颛顼的都邑。春秋时，卫成公於公元前629年亦迁都於此。
西汉时东郡的辖境，相当於今山东省的梁山、茌平、阳谷、聊城、郓城及今河南省的滑县以东和濮阳市所属的范县、南乐、清丰等县区。东郡的东面和东南面与山阳郡和济阴郡相邻，而东郡之南沿则达今河南省的长垣县北部和延津县东北部，其南面与西汉时亦属兖州刺史部的陈留郡交界。
东汉以後，东郡的辖境缩小，晋咸宁三年(公元277 年)改为濮阳国，西晋末改为濮阳郡，辖境与东郡的主体部分基本相当，志所仍在濮阳。段玉裁在《说文·濮》下注：“东郡、濮阳二志同”即指此。显然，东郡和濮阳是同一个地方，只是时代不同称呼不同罢了。
前已从天文与人文的对应关系及年代等方面论证了濮阳西水坡M45墓就是伏羲墓，濮阳正在山阳高平之西。因此，伏羲“冢在山阳高平之西”又得到考古证实。
但这又与“伏羲葬南郡”相抵牾。因自秦汉以来，南郡皆指治所在今湖北江陵的，辖境为江汉平原西部及鄂西及川东巫山一带地区。因此我推断，此处之“南”郡应为东郡之误, 这很可能是因为原文载体上的“东”字已残损不清或传抄中的错误所致。
经此改正一字之後，则《三皇本纪》所引皇甫谧文为“伏羲葬东郡，或曰冢在山阳高平之西也”。这样不但文理通顺，也完全得到考古证实。我认为这是古史资料与现代考古发现完全符合的重要例证。
下章将证实伏羲首创盖天说并根据M45墓复原了伏羲初创的原始盖图，根据墓图实际尺寸数据测算证实《周髀》中之重要数据就是6500年前伏羲在濮阳所测，解决了长期争论不休的《周髀》数据等问题。即完全证实了古史所载之“周髀者即盖天之说也，其本庖牺氏立周天历度，其所传则周公受于殷商，周人志之，故曰《周髀》”。也以这些无可争辩的数量完全证实了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M45号墓主就是伏羲氏太昊帝。
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见君却不识君颜。
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及其M45号墓的发现和研究，终於证实了三皇五帝之首的伏羲并不是神话传说中的神，而是真实可信的历史人物。现已可看到，伏羲帝是位身高1.84米，年约四、五十岁的壮年男子。我们还可根据他的遗骸，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复原他在帝位时的龙颜和龙体以供世人瞻仰。其重大学术价值和深远历史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至此，我们已可向全世界郑重宣告：在人类进入公元第三个千年前夕,中华民族共同的人文始祖，六千五百年前的伏羲帝的遗骸，已被他的现代子饲在中原大地上找到，并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结合中华传统学术的考证方法，将他和他同墓的殉人辨认和鉴别出来了！
本世纪上半叶，疑古派史学家片面的利用了古史资料中关於伏羲氏为“人首蛇身”的记述和图画，提出了“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系统恰是一个反背”之谬说，并得出“三皇五帝系统当然是推翻之了”的错误结论（《古史辨》第一册）。
谬种流传至今，还有不少青年学人，对我中华古史及古文化持虚无主义态度，如1987年成都出版了一本书，名为《空寂的神殿——中国文化之源》，将中国文化说成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我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之源竟成了“空寂的神殿”!
为了拨开疑古派所散布的这些历史迷雾，还我中华古史之本来面目，我还将根据已发现的考古事实，结合古代文献资料，并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进一步系统地研究和阐述伏羲王朝史，并详实地论述伏羲氏对我中华民族的伟大功绩以及对全人类科学和文明的伟大贡献。